作者：钱超尘（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刘衡如先生 (1900.8-1987.1) , 中国现当代著名中医文献学家, 他硕学淹贯, 通达古今, 对《素问》《灵枢》《甲乙经》《太素》《类经》《本草纲目》《杂病广要》等, 均整理研究, 作出重要贡献。读他的著作, 每叹其记诵之博, 义例之精, 校勘之绵密, 识见之宏远, 可坐而言, 可起而行, 皆为中医界有体有用之作。他把中医古籍的整理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版本、句读、音韵、训诂、考据等诸多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在中国现代医学史上, 刘衡如占有重要一页。
刘衡如生于四川省成都市, 1923~1927年在南京内学院潜心研究佛学和中国古典文学。1927年毕业后, 旋返成都, 后任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教授。因母病为庸医误投药剂而亡, 刘衡如心胆摧裂, 痛不可追。复感朱丹溪家人因庸医误治而死因而发奋自学医术, 终成金元四大家之一, 于是刘衡如在任课之暇, 研读中医经典著作, 从此经常给家人和亲戚朋友看病。自1931年以后, 任南京内学院教授, 重庆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西康省佛教整理委员会委员。1956年, 应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之聘, 到北京任专职编辑。《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讫以后, 安置在国务院参事室。1985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59年开始全力投人中医文献整理与研究, 由于他对内学外典均有深厚修养, 且博览群书, 学识广博, 整理医籍不但游刃有余, 且颇多卓见。
一、校勘《灵枢经》
196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刘衡如校勘本《灵枢经》, 选明赵府居敬堂本为底本, 参阅数种版本及多种古书精审校勘而成, 校语中提出许多精辟见解, 为进一步整理《灵枢经》作出了巨大贡献。北宋校正医书局林亿精密校定《素问》, 对中医学术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未校定《灵枢》, 给后世留下许多遗憾。林亿为什么没有校正《灵枢》呢?他在《素问•调经论》“无中其大经, 神气乃平”句下所写的“新校正”说:“按今《素问》注中引《针经》者多《灵枢》之文, 但以《灵枢》今不全, 故未得尽知也。”林亿所以未校正《灵枢》, 是因为在他校理医籍的时代《灵枢》已成残卷, 所以未加校勘注释。《灵枢》全帙的复得在北宋元祐八年 (1093) , 得自高丽所献, 当时由“通晓医书官三两员”简加校勘, 与林亿《素问新校正》不可同日而语。每卷之末所附释音, 系史崧所写。南宋以后, 虽有一些医家为《灵枢》作注, 但均重于医理之阐发, 略于校勘与训诂, 不可与林亿《素问新校正》比肩。也就是说, 从北宋以来至刘衡如校注《灵枢》之前凡八百余年, 从句读、音韵、训诂、版本诸角度校勘《灵枢》者几乎是空白。刘衡如仿林亿《素问新校正》体例, 加详加密, 利用他的知识底蕴, 撰成《灵枢经校注》, 从而把《灵枢》的校勘、训诂工作推进到一个新水平。
《素问》自王冰作注、林亿校正以后, 元、明注家均从医理方面阐释之, 均得益于王注林校, 但《素问》经反复传刻, 讹字日滋, 亦有王注误训、林亿失校等处。清代训诂考据之学最为鼎盛, 顾尚之受钱锡祚请托, 详校《灵》《素》, 成《灵枢校勘记》《素问校勘记》。这两个校勘记,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 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可信的, 它们代表了清代朴学在医经上的突出成就。《灵枢校勘记》的成果已被刘衡如吸收到《灵枢经校注》一书中, 《素问校勘记》的成果则被刘衡如整理的《素问》横排本 (封面为梅花。当今一些学者称此横排本为“梅花本”) 所吸收。凡正文中引用顾尚之的校勘处均用方括号标以“守”字。“守”字指《守山阁丛书》。顾尚之《灵》《素》校勘记均收入钱锡祚的《守山阁丛书》。“梅花本”《素问》的《出版说明》说:“为了适应当前中医教学工作和其他方面的需要, 我们特以1956年由我社影印出版的明顾从德刻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为蓝本, 参考清•咸丰二年 (1852) 金山钱氏守山阁本和其校勘记, 以及有关各书等, 对全书进行了校勘。”又说:“其中有守字标记者, 即表示据出守山阁本及其校勘记。”《素问》横排本由刘衡如标点、分段。这是一本十分普及的本子, 在中医界影响极大, 但在出版说明中没有说明此书由刘衡如分段、标点等, 今在此加以说明。
人民卫生出版社于1965年2月出版的《太素》点校本亦由刘衡如完成。在刘衡如《太素》点校本出版以前, 最好的本子首推1924年出版的萧延平兰陵堂本。刘衡如以兰陵堂本为底本并参以他本进行了校勘。他在《出版说明》中说:
此次重印, 是以我社1955年影印出版的萧延平兰陵堂本作底本, 用北京图书馆藏日抄本旧本丹波元坚、杉木要藏等人据小岛宝素模写本而影写的本子进行互校。凡认为萧本有误, 则据日抄本改正, 改动处用序码标出, 在页末加注说明;如萧本和日抄本同样有问题的, 为了保存经文和杨注原貌, 暂不改动, 仅用序码标出, 在页末加注, 提出存疑或拟改意见, 以供读者参考。
这段文字反映了作者严谨的学风和认真的治学态度。刘衡如对《太素》所作校勘不多, 但条条有据, 语语有征, 较萧延平本又提高了一步。此书出版时也没有说明这一标点本是由刘衡如整理, 今在此加以说明。
刘衡如在《甲乙经》《灵枢》《素问》《太素》等书上下了很大力量, 但是, 知晓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这几部原文标点本是由刘衡如整理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了。过些年, 知之者将更少。所以我们在这里把刘衡如先生的巨大劳绩写出来, 一方面不埋没他的贡献, 另一方面也使后人了解史实。人民卫生出版社建议刘衡如以明赵府居敬堂本《灵枢经》为底本, 以元古林书堂本为主校本。“校者的话”说:“本书以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的赵府居敬堂刊本作底本, 用至元己卯 (1339) 胡氏古林书堂本 (简称元刊本) 作主要参考。另外, 又参考了各种明清刊本和两种日本刊本 (田中清卫门刊本、风月庄左卫门刊本) 。”
鉴于前人对《灵枢》校注工作做得很少, 所以他对《灵枢》的校注远比《甲乙经》《素问》《太素》要细密得多, 取得的学术成就也最大, 对后来的《灵枢》校注工作产生的影响也最大。本文对刘衡如先生的《灵枢经校勘本》不作全面分析, 只对所选底本校本及以古音校勘这两点进行分析, 作为今后校注《灵枢经》的参考。
第一, 底本与校本
赵府居敬堂本《灵枢经》是明赵康王主持刊刻之本, 刊刻时间在明嘉靖 (1522-1566) 年间, 具体年份不详, 品相在明代所有《灵枢经》刊本中为第一, 行距宽松, 字距爽朗, 书根书眉, 宽裕汪汪, 清爽悦目, 便于阅读, 所以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发行, 为此后所有使用研究《灵枢经》者奠定文献基础。但赵府居敬堂本在明代刊本中不是佳本, 它的错字比明代任何《灵枢经》刊本都多。上个世纪20年代中医文献学家萧延平在傅山批注的赵府居敬堂本《灵枢经》原本上校勘出37个讹字, 以墨书纸条贴于讹字上端书眉, 现藏国家图书馆;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校勘出26个讹字, 其中8字与萧校相重, 减去相重讹字, 赵府居敬堂本共校出55个讹字, 有的讹字来自赵府本所据底本, 有些讹字来自刻工草率失校。这55个讹字, 不是赵府居敬堂本讹字的全部, 还有些讹字尚未校出, 我本人又校出几个讹字。判断古籍是不是善本, 不仅要看它的品相——外观印象, 更应该注重它的讹字多寡。品相初窥即知, 而讹字多寡, 只有经过认真校勘才能做出判断。经我与明代所有《灵枢经》刊本校读得知, 赵府居敬堂本讹字数量第一。从刊刻的时代观之, 元代胡氏古林书堂本刊于1339年, 比赵府居敬堂本早约二百年左右, 所据底本为南宋史崧本, 讹字较赵府居敬堂本少, 但是古林书堂本的品相——外观不佳, 行密, 字距紧, 看着费劲, 刘衡如把古林书堂本选为主校本完全合理。
校勘《灵枢》需要把《太素》《甲乙经》作为重要校本。刘衡如与《太素》《甲乙》详密对勘, 改正《灵枢》脱文衍文与讹字, 俯拾皆是, 不烦举例。196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刘衡如《甲乙经》校注, 其校注方法亦如此。
第二, 以古音校《灵枢》
20世纪80年代以前以古音校《灵枢》者唯刘衡如先生一人而已。校勘是综合运用版本、文字、音韵、训诂的一门学问。音韵如同红线把文字、训诂串联在一起, 它与训诂又如同纸的正反面互相依存不可分离。《内经》虽然是散文体著作, 但是它的文体却充满押韵句段。刘师培《左盦集》指出:“考《内经》一书, 多属偶文韵语, 唯明于古音古训, 厘正音读, 斯奥文疑义, 焕然冰释。”研究《内经》, 校勘《内经》, 尤须古音这门知识。刘衡如抗战前在南京内学院研究佛经;抗战期间到四川大学教中国古典文学, 对古音有深厚学养, 所以他运用古音知识校勘《灵枢》游刃有余, 校出许多凭普通校本难于校出的讹误。例如:
(1) 改倒文
文字颠倒之文曰“倒文”。《九针十二原》“言实与虚, 若有若无;查后与先, 若存若亡;为虚为实, 若得若失”。刘注:“若存若亡:据本书《小针解》篇应改为‘若亡若存’, 使‘存’与‘先’协韵。《素问•宝命全形论》‘先’与‘真’‘神’‘针’‘闻’‘人’等字协韵。”所校极是, 当作“若亡若存”。原文“虚”“无”古音押韵;“实”“失”古音相押;“先”“存”亦当相押, 今作“若存若亡”, 使“存”“亡”二字颠倒, 这种现象叫做“失韵”。
《九针十二原》:“补曰随之随之, 意若妄之;若行若按, 如蚊虻止;如留如还, 去如弦绝。”刘注:“弦绝:应据《甲乙》卷五第四改为‘绝弦’, 与‘还’协韵。《太素》阙卷正作‘绝弦’。”按, 所校极是。“还”字古韵在元部, “弦”字古韵在真部, 二字古韵相近, 可以相押。段玉裁《六书音韵表》说, 真部字与元部字相押, 是汉代有韵之文常见现象。
(2) 改讹字
《九针十二原》:“补曰随之随之, 意若妄之;若行若按, 如蚊虻止。”刘校:“按:《素问•离合真邪论》王注引《针经》文作‘悔’, 与‘止’协韵。《太素》阙卷正作‘悔’。”按, 所校极是。“悔”与“止”古韵皆在之部, 属于同部字相押。
《九针十二原》:“方刺之时, 必在悬阳, 及与两卫, 神属勿去, 知病存亡。”刘校:“衛:应据《甲乙》卷五第四改为‘衡’, 与‘阳’‘亡’协韵。《太素》阙卷正作‘衡’。”按, 所校极是。“阳”“衡”“亡”皆在古韵阳部, 属于同部字相押, 若作“卫”则失韵矣。“衡”与“卫”的繁体“衛”形近而讹。
刘衡如先生以古音校《灵枢》之倒字误字其例甚多, 此处仅示例而已。先生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校勘《灵枢经》需要掌握古音知识。校勘《素问》《甲乙经》《太素》亦需掌握古音知识。可惜掌握古音知识的人越来越少了。
二、点校《本草纲目》
刘衡如在医学文献整理方面的贡献不仅仅限于《灵枢》《素问》《太素》, 他对李时珍《本草纲目》的点校, 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就。他的《本草纲目》点校本是当时《本草纲目》最受欢迎的佳本。据其子刘山永先生回忆, 衡如先生深知此次校点因受条件所限, 未安之处颇多, 又无法及时改正。校点至第三十八卷时, 方找到金陵本对勘, 于是下定决心以金陵本为底本对全书重新校勘。1981年点校本出齐后, 立即启动重新校勘工作。此次校勘, 以金陵本《本草纲目》为底本, 其它需要查对的书籍甚多。衡如先生夜以继日工作, 但毕竟年过八旬, 积劳成疾, 于1984年病发, 仍一边治病, 一边校书。
刘山永先生曾任职北京市西城区厂桥医院。多年来协助父亲校勘、整理中医古籍。衡如先生整理点校《本草纲目》时, 他抽出很多时间协助查阅资料, 深得其父真传。衡如先生沉疴卧床, 以《本草纲目》整理点校本未尽与金陵本对勘深感遗憾, 乃嘱山永曰:“吾不久于世矣, 汝其继吾业, 以金陵本详校之, 则无恨矣!”弥留之语, 山永深受震动。1987年1月衡如先生逝世于北大医院, 享年八十七岁。其年, 山永辞职, 专心校雠《本草纲目》。山永家无余资, 生活艰辛。为实现其父临终嘱托, 山永不仅阅遍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医学科学院图书馆等著名图书馆所藏《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之珍贵版本, 而且亲赴上海图书馆查阅金陵本, 历十二年艰苦努力, 于1998年10月华夏出版社出版《本草纲目》新校注本, 由刘衡如、刘山永父子联名作为全书撰稿人。其实, 此书系山永先生独撰, 仅受命其父之嘱托而为之耳。这种慎终追远的美德在山永先生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本草纲目》新校注本经稍加修订于2002年1月在华夏出版社再次出版。扉页《出版之语》指出:“本校注本是自初版金陵本问世至今400年来文字最准确、药图最精美、校注最详密、考证最详审的一部辉煌巨著, 对于阅读、研究《本草纲目》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为此, 由本社出版的16开精装新校注本《本草纲目》荣获1999年度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对于校注者刘山永先生继承父业十几年如一日潜心研究的感人事迹, 已被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播放, 《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全国李时珍研究会会长钱超尘教授的长篇评论《十年寂寞注本草》以示褒奖。”本人所写《十年寂寞注本草》一文收入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自强之歌》一书中, 江泽民主席撰写序言。
刘氏父子完成之新校注本《本草纲目》的学术水平较原《本草纲目》点校本有很大提高, 校注条数大大多于点校本, 以金陵本为底本而以江西本及其它重要版本详校之, 则为点校本所不具。尤其重要者, 山永先生对金陵版之影印本因误描误改而出现的大量讹字逐一予以纠正, 功莫大焉。见新校注本卷末所附《本草纲目金陵版影印本描改错误举例》一文。山永先生校注《本草纲目》所参阅书籍之广泛, 令人惊叹赞佩, 见卷首《据校各书和参考文献书目》一文。
刘衡如先生在中医文献之整理与研究上, 作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 关于他的学术资料之发表, 也就显得更有意义。刘衡如先生最大的学术成就是以下几部著作:《甲乙经校注》 (196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 , 《素问》标点本 (1963年6月人民卫生出版社) , 《灵书经》校勘本 (1964年4月人民卫生出版社) , 《太素》标点本 (1965年2月人民卫生出版社) , 《本草纲目》校点本 (197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 和《本草纲目》新校注本 (1998年华夏出版社) 。其中前四本著作为《内经》校勘和词义训释奠定基础, 第五部著作为《本草纲目》校勘和词义训释奠定基础。据刘山永先生说, 《本草纲目校注》第38卷前以江西本为底本, 39卷至52卷所据底本是金陵本, 因为校完38卷时, 社会上才传出金陵本还存在的信息。校勘《本草纲目》当以金陵本为底本, 以金陵本为底本全面校勘之, 这个任务由刘山永先生完成了。父子两代人完成《本草纲目》的校勘, 是中医史上仅见的一件事。
关于刘衡如先生的事迹, 笔者写有《刘衡如先生传》一文, 收于北京出版社《黄帝内经研究大成》第一编, 其材料由刘山水先生提供, 事实确切, 可资后人参考研究。
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我国许许多多重要医学典籍的整理——如标点、校勘、编纂、类编、研究、考核等等, 不少出于儒家或文人之手, 如魏皇甫士安之于《甲乙经》、梁侍郎全元起之于《素问训解》、唐初太子文学杨上善之于《黄帝内经太素》、宋林亿之于重要医籍之校勘、明王肯堂之于《证治准绳》、清顾尚之之于《灵枢校勘记》《素问校勘记》等等, 其本身学术根柢皆为儒学, 但覃嗜医典, 于是以儒家学问之根基, 治医学文献之经典, 硕果累累, 嘉惠后世无穷。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