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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然而，他小时候的天赋并不高，并不是那种过目不忘、一目十行的神童，跟普通的孩子也差不多，甚至称得上愚笨。然而，曾国藩以自己的情商弥补了天生的落后于人。
       曾国藩小时候的一天，他在家读书，对一篇文章重复朗读很多遍了，还是没有背下来。这时候，家里来了一个贼，潜伏在屋檐下，希望等读书人睡觉之后捞点好处。可是等啊等，就是不见他睡觉，还是翻来覆去地读那篇文章。那个贼人在墙根底下等得不耐烦了，生起气来：“这种水平读什么书？”然后将那文章背诵一遍，扬长而去。曾国藩被突然发生的事情惊呆了，等那小贼背完文章跑了，他才反应过来。
       但是，曾国藩“勤能补拙”，他以韧劲和恒心，造就了自己的成功人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被称为晚清“第一名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曾国藩在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夜致沅弟书中阐明了自己对“恒”的深刻认识：“凡人作一事，便领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咸丰八年正月十九日致沅弟：“惟作事贵于有恒。精力难于持久，必须日新又新，慎而加慎，庶几常葆令名，益崇德业。”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谕纪泽：“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谕纪泽：“近年在军中阅书，稍觉有恒，然已晚矣。故望尔等于少壮时，即从有恒二字痛下工夫，然须有情韵趣味，养得生机盎然，乃可历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则不能真有恒也。”
       有一句古语说：“威震四海，勇冠三军，只没本事，降服自心。”曾国藩为了“降服自心”，很精进地做了一辈子的“慎独”功夫，力求心静，严格内省。他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廿七日的日记中写道：“静字功夫要紧…若不静，省心也不密，见理也不明，总是浮的。”曾国藩省察自己毛病的主要方法，就是坚持记日记。他从道光19年（1839年）29岁时起，始作日记，持之以恒，至终不辍，最后一篇日记是同治11年（1872年）3月11日，即他病逝的前一天，他坚持写了33年日记。真正是“学到老，活到老，改造到老”。
       曾国藩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把握自己和他人感情的能力。他对长辈孝顺。曾国藩不仅带头事亲至孝、以身垂范，而且反复告诫家人说：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也”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日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
       他对子弟关切。曾国藩对国荃、国潢兄弟和儿子纪泽等，可以说是十分用心，关切备至。曾国潢在乡下常常流露出满腔骄傲之气，他便在家信中以“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告诫之；曾国荃作战勇猛有余，稳重不足，他便以“稳守稳打，不轻进，不轻退”告诫之。
       曾国藩为近代儒学大师，他立德立言立行，出色地弘扬了中国的传统道德，概括起来主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集体精神，提倡忠孝至上的人伦价值，推崇仁爱信恕的人本主义，追求崇高远大的人生理想，坚持勤俭淡泊的立身准则。
       曾国藩超尘脱俗的地方，就是他很早就能摆脱名利思想的束缚，而立志做圣贤。他二十岁改名“涤生”，就是这一志趣的突出表现。他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曾直截地说：“吾有志学为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