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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臣典范——司马光

发布时间:2008/12/27 18: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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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互联网

       黄面霜须细瘦身,从来未识漫相亲。
       居然不可市朝住,骨相天生林野人。
       这首《自题写真》,是司马光对自己一生的写照。
       他在生前是这样评价自己的,但在身后,贬低他的却也不乏其人。哲宗绍圣年间,御史周轶首论“温公诬谤先帝,尽废其法,当以罪及”。朝廷不仅夺去了所有封号,而且还把其墓前所立的巨碑推倒。徽宗时,他甚至与三百零九名朝臣被列入“元祐奸党”,这是为大宋鞠躬尽瘁了一生的司马光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今人提及司马光,往往只知道三件事,一是“司马光砸缸”,二是他反对王安石变法,三是他编写了《资治通鉴》。头一件事使得他妇孺皆知,后一件事使得他与司马迁并称史学界的“两司马”而永垂青史。惟独反对变法这件事,为他在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的争议。
       然而,在今天的中学历史课本上,作为守旧派的司马光被定性为了“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代表。其实,无论是提倡变法的王安石还是反对变法的司马光,都是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富国强兵。只不过王安石的着眼点是“开源”而司马光的着眼点是“节流”。若说司马光是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代表,难道王安石代表的竟是农民阶级的利益?过于武断的结论,使得政治上的司马光长期以来被简单地脸谱化了。对于司马光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不过,司马光能引起争议的也仅是政治上而已。他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司马光步入仕途之时,建国近百年的北宋己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参与政事,力图拯救国家。他秉性刚直,甚至敢于触犯龙颜,冒死直谏,当廷与皇上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比如说英宗得以被立为皇储,就多亏了司马光的仗义执言。
       仁宗一生无子,晚年又多病,可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因为怕提起继位的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的皇上的忌讳,群巨都缄口不言。关键时刻,是年轻的司马光挺身而出,连续上书请仁宗及早立嗣。仁宗终为其忠心所动,不久就立英宗为皇子。
       英宗继位后,就要为自己的生身父亲濮王赵允让追加帝号。司马光认为按礼法,濮王只应被称为皇伯,而主政的韩琦等人却支持英宗。御史台的六个人据理力争,都被罢官。司马光为他们求情,没有得到恩谁,于是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官。这件事史称“濮议之争”,是司马光从政以来第一次卷入政争的旋涡。现在来看,这件事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司马光的以理行事和坚持原则,可见一斑。
       神宗病逝后,在洛阳隐居十五年的司马光应高太后之召回到汴梁,一路上百姓争挽其辔头道:“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入宫时,卫士皆以手加额曰:“此真我司马相公也!”司马光去拜访当朝宰相,附近百姓争相前来,有的甚至爬上树和房子,以至于将树枝和房上的瓦都踩坏了。宰相家人欲劝阻,众人却说:“吾等非欲望汝家主人,所欲识者司马相公之风采耳!”
       这些描写,虽然可能不无夸张,但司马光在百姓中的极高声望确实是无人能及的。遗憾的是,为了一部《资治通鉴》,十五年的夙兴夜寐殚精竭虑,已经耗尽了司马光所有的精力。此时的司马光,如同一个耄耋老人,耳聋眼花,头发花白,牙齿几乎全部掉光,走路都得别人搀扶才行。
       可能是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已经开始了倒计时,主政之后的司马光一改其老成持重的稳健作风,在一年里将所有新法一股脑地全部废除!尽管这里有他对新法中某些与民争利的条款深刻认识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他欲一吐十五年怨气的私心杂念。正是在这个私心的支配下,司马光无意中为北宋王朝选好了第一个掘墓人。
       司马光认为“募役病民害国,百害而无一利”,欲以差役法替代。苏轼、范纯仁则认为募役法有可取之处,不应废除。时知开封府的蔡京却闻风而动,上奏表曰:“五日之内,募役尽废,差役倡行,现京郊两县,已差一千余人充役……”。司马光大喜,说:“朝臣人人若元长(蔡京字元长)之勤劳奉公,何患‘差役法’之不行!”
       然而,日后将大宋二百年铁桶江山弄得支离破碎,将徽、钦二宗送上北狩囚车的罪魁祸首,正是这个蔡京!
       历史证明,熟读历史的司马光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犯了一个历史性错误。
       司马光不听苏轼劝阻提拔蔡京,不仅给北宋王朝,也给自己留下了无穷后患。
       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已经窃取宰辅大权的蔡京露出反噬嘴脸,不仅将司马光列为“元祐奸党”之首,而且要在朝堂和各州郡立“奸党碑”。当时有一个叫安民的石匠,被征召刻石碑,他却说:“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也,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俱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蔡京闻言大怒,要治他的罪,安民万般无奈,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刻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后世!”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公道自在人心!
       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秋九月,一代“朝臣典范”司马光油尽灯枯,终年六十八岁。他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还不停地呓语,说的全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太皇太后和哲宗亲自去吊唁,追赠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赐碑“忠清粹德”。京城的人听到噩耗,都停工前往吊祭;都城和周围地区都画了司马光的遗像祭祖,吃饭时必定为之祈祷。
       作为一个史学家,司马光是成功的,他苦心孤诣数十年,完成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作为一个政治家,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宋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等情况,从侧面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不过,在不多的任职中央的时间里,他却先后卷入“濮议之争”、“熙宁变法”和“元祐更化”的政争之中,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的一意孤行,更是他政治上最大的败笔。
       司马光一生忠孝节义、恭俭正直,他安居有法、行事有礼。在洛阳时,司马光每回去夏县老家扫墓,都要去看他的哥哥司马旦。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不仅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他,还像照顾婴孩一样照顾他,被时人传为美谈。
       司马光一生从不说谎话,他评价自己时说:“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的所作所为,皆问心无愧!”百姓都敬仰信服他,陕州、洛阳一带的百姓被他的德行所感化,一做错事,就说:“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
       司马光一生清廉简朴,不喜华靡。司马光的妻子死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些钱,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难能可贵的是,司马光不仅自己以俭养德,而且深深地影响着他身边的家人,尤其是他的独子司马康。一篇《训俭示康》,言之谆谆。按史载云,司马康“途之人观其容止,虽不识皆知为司马氏子也”。
       在封建时代,司马光是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列孔子、孟子之下,同样在孔庙享配。后人也永远不会忘记,历史上有一“涑水先生”。他在思想道德上树立的楷模,严谨负责的治学精神和正直朴实的人格魅力,时至今日都是给后人留下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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