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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伟东的博士论文《中医往事——民国中医期刊研究》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读完全书，始知这是一部民国上海中医期刊文献的拓荒之作，其驾驭海量期刊资料的魄力、选材视角之新颖，议论语言之精当，使人耳目一新。故撰文谈谈心得。
一、视角独到，立意高远
从最早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综合期刊，到后来的四大权威文艺杂志，目前都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近代以来专业性期刊却鲜有人顾及，尤其是需要地域文化知识和相当专业背景的上海民国中医期刊。
众所周知，从晚清到民国西方人一直将上海当成传教中心和出版中心，如维新派领袖梁启超1896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时事政治为主的综合性期刊《时务报》，1897年创办“大同译书局”。在西方出版思想影响和上海第一批杰出出版人的推动下，上海现代出版业对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掀起了第一个高潮。在这个意义上，民国上海专业期刊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代中国期刊编辑出版的成就。
沈伟东博士的论著《中医往事——民国中医期刊研究》以独特的视角，敏锐而精准地选择了事关中医兴废存亡的民国期刊，通过调查尘封已久的海量中医期刊文献，客观真实全面展示了那个非常时代，一群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相标榜的知识人，面对西医的霸权话语，整理国故，盘点家底，充分利用媒介平台，设置议程，整合力量，奔走呼号，守护精神家园。
境界决定视野，视野决定高度。在独到的选题背后，作者不是简单地罗列中医期刊的编辑出版现象，而是把期刊科学分类放在促进中医学术和推动中医行业发展两个维度上，从编辑出版的视角，深入揭橥作为媒介的期刊在中医存废、中西医论战、中医理论探讨和中医前途命运等议题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文化在被记录、展现和传承中存在，因此，它被记录、展现和传承的媒介就必然会影响社会成员的认知、判断、决策和行动。作者依此立论，和同类的著作相比，其立意高度可圈可点。
二、立足田野，议论精当
论著在相当篇幅的附录“读博记事”里，清晰透露在期刊文献里做田野的思路：
从外滩对岸看外滩，灯火中，可以看到二三十年代的老上海的如梦繁华。一幕幕民国中医的情景浮现出来。我想，《医界春秋》杂志之外的张赞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作者小心翼翼地翻着行将破碎的中医文献，陈无咎、丁仲英、夏应堂、恽铁樵、陆渊雷、曾觉叟、施今墨、秦伯未、承淡庵等这些曾经活跃在民国医界的人物生动起来，好像就在身边。在文献的田野里，有时会飘落陈存仁手写的药方、沈仲圭的借条，有时会看到扉页上印着张赞臣的诊所椭圆的蓝印，偶尔还有哪位名医的一两页手写文稿……还有文字间他们的生活细节，这些杂志尘封了半个世纪以上，里面的痕迹却宛如昨天才留下。
在民国中医期刊的世界里，作者仿佛“身临其境”地参与当时出版人的日常生活，体会他们曾经的思想境界，这是典型的田野调查的家法和思维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著作更像是“民国上海期刊志”。
中国民族志总体不够发达，其结果是社会科学总体上不擅长以参与观察为依据的摆脱个体身份羁绊的理性表述。民族志在呈现社会事实之外，还是一种发现和建构民族文化的文体。如果民族志写作得以持续，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文化的丰富性就有较大机会更早获得准确、全面、公正的表述，生在其中的人就有较大机会发现自己的多样性，获得更多的选择机会。
论著通过对民国医刊全面的田野作业，整个民国期刊史像一部电视剧连续剧一样播放，生动鲜活的人物，风云变幻的媒介事件，这些趣味生动，耐人寻味的故事，通过多个视角，不同人物的言说，连缀起来，相互求证，就是一部民国期刊史、一部民国中医学术史。田野作业虽是人类学家的看家本领，但其他学科通过田野的精耕细作，借鉴民族志的书写方法，文化的功能、社会的结构、文化事项等都悉数呈现出它原本的众声喧哗、多声道性、多样性和多种可能性，这将大大充实和丰富生活世界的意义内涵，提升认识所能达到的境界。
田野作业需要恰如其分地概括议论来表述自身的创获。
论著中时时给出精彩的概括和妥贴的议论。谈到民国时期上海中医药期刊对中医学术发展的促进时，作者这样写道：“民国时期上海中医药期刊的出版，为全国中医界人士的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平台。期刊推动了中医界人士跨地域、即时性学术交流，使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中医界学术交流和争鸣的高峰期，诸多重大学术问题得以广泛讨论。以期刊为交流的平台，中医界进行全国性学术研讨，推动了中医理论研究活动的开展。期刊的出版推动了跨地域临床经验交流，促进民国医家总结临床经验，积累临床学术成果。期刊也成为学术传承的新方式，期刊的出版使各种学术思想得以交流和碰撞，西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得以介绍，促进了中医学术创新；期刊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促进了海派中医的形成和发展。”从期刊文献的定位、设计、编辑立场、策划专题等编撰活动的研究出发，论著打破了文献研究从文本到文本的僵化模式，以媒介的视角探讨一个时期的学术发展史和行业变迁史。
从这个意义上，伟东博士的论著更像是一部民国中医期刊的“中医期刊志”。
三、多重证据，全息关照
沈著不自觉地呈现三种文本——正文、插图和图注，它们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极大地鼓励了读者文本的积极生成。如果从证据学的角度看，论著有意识运用了多重证据之法。
叶舒宪在王国维“二重证据”基础上，于上世纪90年代明确提出“三重证据”，随着文化溯源工作的深入，叶舒宪提出了“四重证据”，以丰富证古稽考之材料的范围与立体说服力：(1)传世文本叙事，文字文献、域外汉籍等历史文献。(2)出土或传世的文物、’实物(器物铭文、帛书、文书、汉简、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等以及文字文本叙事。(3)口传叙事资料(神话传说、口述历史、口头史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4)图片图像数据(出土或传世的历史图片、插图、版画、年画、图表)，实现图文互动。“四重证据”的提出及其在猫头鹰象征研究中的出色运用，使现代性人文学科的文化语境得到多角度、立体化的呈现。通过多重证据，挖掘和调动起前人信息获取之视、听、文字等多种媒介，以立体聚焦方式使得文化发生学的第一现场纤毫毕现。
伟东著作最直观的特点是大量运用图片图像证据。举凡名医照片、药物图谱、期刊封面、插图漫画、名著图影在书中应有尽有。通过那似水流年磨洗过的图像，在场的诉说那些悠悠岁月中的故事和人物，其中意义便自然地浮现出来。
论著对传世文字文献和历史文献的运用自然是不在话下。著作中提及新发现的高思潜和现代文学史上著名诗人朱湘之间的往来书信，从中可以解读出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中医，中医师面临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当时知识界对中医研习的看法和中医师求学之道，也可以从《三三医报》刊登高思潜和朱湘这次书信往来解读这个中医期刊的编辑思想。
论著还运用了一定数量的口传叙事资料详述了目前在民间具有影响力，还在实施有效诊疗活动的中医世家的故事。这些中医世家可以说是传承祖国医药技艺和医药文化的“活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