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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古称暨阳、澄江。历代名医辈出，医药事业发达。自唐以来便设医药组织，以官办为主，至清末，民间组织开始活跃，1904年中医冯箴若组织创立的医学研究所，即为江阴中医药学会的前身。民国时期，江阴中医学术团体在学会建制、中医抗争、学术发展、教育传承等方面自强有为，建树颇丰，素有“澄江多名医”之说，对周边地区乃至国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学会沿革
民国三年(1914)，“医学研究所”更名为“江阴医药研究社”，钱性芳，又名钱荣光，冯箴若高徒，被推举为社长，继其志，修改章程，团结一些有志于中医药事业的人员，组织学术交流，提高中医药水平。1922年，北洋政府拟定苛则20余条，“江阴医药研究社”积极参与抗争。同年，呈报全国中医联合总会，将其改组为“全国中医联合总会江阴支会”，公推郁奎章为会长，并集资修葺纯阳殿(澄江镇玉带河旁)为永久会址。
民国十六年(1927)，歧视和打击中医的活动达到了空前的高潮，中医药学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危机。当年5月，“全国中医联合总会江阴支会”修改章程，改名为“江阴县中医协会”，凡入会医士经审查后具有资格者发给会员证书，当时103人。民国十八年春(1929)，国民党政府卫生部又有废止中医中药条文，“江阴县中医协会”派代表参加全国第一次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和到会代表一起抗议国民政府的错误决定。同年，江阴中医界成立“全国医药团体总会江阴县支会”，下设9个分会，入会者270人，公推马泽人为赴宁抗争代表，迫使国民党政府收回禁令。抗争结束后，“全国医药团体总会江阴县支会”及其分会撤销。民国二十年(1931)，江阴县党部训令将“江阴县中医协会”改名为“江阴县国医学会”，并召开首届会员大会。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共有会员418人，悬壶在外的名医不在内，足见当时江阴中医从业人数之众。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国医学会停止活动。民国三十五年(1946)六月二十日，“江阴县国医公会”改组成立了“江阴县中医师公会”，选举马泽人为会长，蒋永璋等7人为理事，韩凤鸣等3人为候补理事，夏子谦等5人为监事，由县长方骥龄呈请江苏省社会处备案，时有会员315人。
民国时期是中医发展的困难时期，江阴中医学术团体几度易名，从最早的“医学研究所”至抗战后的“江阴县中医师公会”，但江阴中医人能奋发自强，会员人数从最初的103人发展至1936年的418人。受抗战等影响，会员人数有所减少，但也达315人，谱写了一部生动而曲折的发展史和抗争史。这种不屈不饶的精神不仅推动着江阴中医的发展，甚至成为江阴的一种文化精神，影响着江阴城市文化的发展。
二、会员建制
查阅《江阴县国医公会章程》《会员录》《医学研讨》《议案摘要》 《公文摘要》 《收支报告》等民国时期一些学会内刊、相关影印文件。其中《江阴县国医公会章程》条列了国医公会的三十二条章程，列出三届公会执监会议员，包括常务委员、执行委员、候补委员、组织委员、审查委员、交际委员、秘书、书记及会计兼庶务，多为当时有名望的中医界名士，如马泽人、王宝如、张少文、陈培之、夏子谦等人。《会员录》详细记载了江阴县国医学会所有会员信息，包括年龄、籍贯、住址、医别等。此时的民国时期，是江阴医学团体发展的鼎盛时期，发展会员最多的时期。《收支摘要》则详细记录会费的收支情况，收入与支出都有详细的记载，清晰明确。
据 《会员录》记载，自民国二十年(1931)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共记录有会员418人，其中17人为已故会员，余为401人。401人中江阴籍386人，宿迁籍1人，扬中1人，苏州1人，吴县2人，泰兴2人，武进2人，靖江3人，无锡1人，丹阳1人，不详1人。这些会员中除去已故17人，年龄最小的19岁，年龄最大的72岁，19-29岁年龄段149人，30-39岁年龄段114人，40-49岁年龄段86人，50-59岁年龄段39人，60-72岁年龄段13人。其中内科300人，外科183人，针灸科57人，喉科23人，幼科29人，伤科10人，眼科3人，妇科14人，男科1人，疯科6人，推拿1人，疔科3人，痘科3人。
从会员籍贯来看，大部分的会员都是江阴本地籍，少数的外籍会员也是江阴周边地区的，有区域特性；会员年龄分布普遍年轻化，中青年比例占到96．76％；分科有13科，专科设置已很细化合理，其中内外科的医家占绝大多数，大部分医家擅长治疗多科疾病。由此可见当时江阴地区中医事业已相当发达。
三、学术传承
民国时期中医发展深受冲击，后继乏人，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医教育对于中医发展的重要性，发展中医教育事业成为绝大多数医家的共识。江阴中医人能团结全国能人贤士，在传统家传、师承、自学、以儒通医等方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创新院校、函授等教育方式，以丰富灵活多样的方式将中医药事业传承发扬，涌现出了一批中医教育家。曹颖甫先后受聘于孟河名医丁甘仁开设的广益中医专门学校、上海国医学院执教，不惮劳累，传道授业，讲解仲景学说，结合他自己的行医经验为培养中医人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秦伯未、章次公、严苍山等皆出其门下；薛文元、郭伯良先后担任上海中国医学院院长，秉承“发皇古义，融汇新知”的宗旨，吸收一批优秀教育人才为讲师，履行正规化教育模式，为中国培养出众多中医人才；章巨膺早年学医于江阴夏子谦，后师从名医恽铁樵先生，与恽先生一起从事中医教育事业，曾两度参与恽先生举办的中医函授学校的教学工作，后又受聘于上海中国医学院，长期担任《
伤寒论》《温病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为发扬祖国医学做了大量的工作，被尊为近代杰出的中医教育家。“现代针灸之父”承淡安创办的“中国针灸学研社”，是中国医学教育学史上最早的针灸函授教育机构。同时还创办了针灸疗养院、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创刊《针灸杂志》等，受业门人无数，学员遍布海内外，为针灸事业的振兴呕心沥血，受人敬仰。还有受业于江阴南菁书院的丁福保等，均为中医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民国期间江阴中医会员的年龄分布呈年轻化也可以看出当时江阴地区中医教育发展的欣欣向荣之象，这也为后来江阴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学术发展
江阴中医地处“吴中医派”和“孟河医派”的交汇，学术互有交融而又独立自成体系。纵观江阴中医的发展，有在省内乃至全国影响较大的代表人物；有局部区域名医云集特点的东乡华士“龙砂八家”、南乡峭岐凤戈庄“伤寒世家”；也包含了以温病、伤寒、针灸学、外科学、妇科学等以学术思想为脉络的学术流派形成；传承上更是灵活多样，有家传、师徒、学堂、自学、以儒通医等，以及后来的函授、学校等教育模式。
源于康熙年间的“朱氏伤寒”家传九世，至民国少鸿、莘农、凤嘉，医业尤为鼎盛，有“一门三杰”之誉，其授徒众多，有许履和、邢郦江、夏奕钧等，再传曹永康、夏桂成、徐福松、黄煌等皆有医名。晚晴柳宝诒创“伏温学说”，对伏温发病的机理辨证，探微索隐，剖析详明，民国时期其门生邓养初以善治伤寒、温病著誉，著《增评柳选四家医案》等享誉颇丰，传夏子谦，再传章巨膺等皆有医名。“经方医学”曹颖甫经世致用，著《
伤寒发微》
《
金匮发微》《
经方实验录》 等，致力于经方医学的发展；承淡安及弟子创立“澄江针灸学派”，致力于针灸理论、教学和临床的研究，为中国针灸事业的发扬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外，还有外科专家张宿辉、“吴氏医寓”三兄弟吴卓耀、吴卓云、吴卓澄，妇科名家周少征，喉科吴省三，名扬虞城的方仁渊等等。
江阴医家仁术济世，著书立说，代有传承，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内涵丰富，影响深远。逐渐形成了以江阴为地域的颇具浓厚地方特色的中医流派——“江阴中医流派”，为后来江阴中医药事业的创新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民国短短不到40年，江阴中医经历了艰辛和曲折，透过历史的烟云，可以清晰地看到先贤们不屈不挠、奋勇开拓的精神。民国时期的江阴中医发展史既是江阴中医人与疾病作斗争的历史，也是中医废存抗争的历史，更是自我创新发展、不断升华的历史。发展的道路虽然崎岖，但仍能沿着中医学自身的规律，呈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不断地向前发展，在艰难中蕴涵着新的生机，孕育了“江阴中医”这一璀璨之花，在江阴以及全国中医发展史上留下了重彩浓墨的一笔。这也是当代江阴中医与自身历史对话，认识自我，获得历史自豪感、继往开来的使命感最重要的精神财富，也是当代江阴中医可持续发展的最宝贵的资源，江阴中医学术也将在这块积淀着深厚文化的沃土上延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