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互联网     陈乐民文 谢岚整理

       上海南丹路上的徐光启墓。晚明，不惑之年的徐光启遇见了利玛窦等传教士，深感西方文明中有中国文化中所缺又所需的知识，遂潜心学习，无愧为“科学先驱”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第一人。晚明政治浑浊，党争猖獗，而徐光启卓尔不群，始终保持着人格的完整。
       士大夫迷上西洋科学
       我最早认识到徐光启的价值，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发现那位我少年时在《古文选》中读过的《甘薯疏序》的作者，竟是一位开中西交流风气之先的人。但是在许多历史书里，他的事迹只占很有限的篇幅。
       后来读了嵇文甫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写的《晚明思想史论》，里面有一专章“西学输入的新潮”，对徐光启的特殊贡献讲得比较清楚。恰好很偶然在书店买到了两本书，一是王重民先生辑校的《徐光启集》，还有是梁家勉先生编著的《徐光启年谱》。那本《年谱》写得极好，有人、有时、有事；凡涉及时代背景、科学发明、中西人物者，无不详备。徐氏著述甚夥，散佚在各种文献及手稿中，《年谱》一一标出出处，其参考援引之处，涉猎之广、梳理之细，我读了不禁对作者油然起敬。
       我拿到这两本书，像得到了宝贝，从头到尾一遍两遍三遍地阅读，到现在已看了不知道多少遍，越看越觉得徐光启身上有一种与时俗不同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既有独立思考、又实事求是；他每下定决心要做的事，都求精责实，一丝不苟。这不是我们的民族最需要的精神和品格么！然而可惜的是，世人知道他的却那样有限而又有限。
       徐出身农家，幼学孔孟，是个传统的读书人，对君忠，对父孝，对子慈，这样的人在宗法社会里并不稀奇，但是重要的是他在中年遇见了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从此使他的一生增添了异彩，甚至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他看了来自西洋的科学，认为是利国利民的学问，于是恭恭敬敬地请教。除翻译了《几何原本》六卷外，还学了西洋的测量、水法、天文诸学，以之用于屯田、盐务诸事。
       他同西方传教士这样密切交往，究竟看准了什么呢？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他最看重的，是利玛窦们带来的科学知识。只举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六卷《几何原本》一事，即足可表明他不仅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所谓“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而且他由此认识到，学了几何和其他相关的科学知识，能够增益认识外界事物的正确的思想方法。他说，数理之学“不用为用，众用之基”。这八个字至为重要，用今天的话，说的就是“基础理论”的作用。可以说，在向传教士请益的过程中，徐光启在脑中已不知不觉地有了近代科学的思维。
       报载，徐光启墓于6月6日（该部分写于2003年——编者注）开工重修。不久前徐汇区文化局还就此事给我写信，并附来相关的使我感兴趣的资料。我去年5月份到沪，特意去了徐家汇看了“徐墓”旧址。叫我意外的是，徐汇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会同交通大学建筑学院为重整“徐墓”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看了那基本完备的设计图和详细说明，着实使我惊喜不已。因为过去几次到上海，打听墓地所在，均未得要领，甚至连徐氏其人也少有人知。我担心：难道他被今人遗忘了么？现在，他的墓地要“整旧如旧”了，能不令人兴奋？在高楼耸立的徐汇区，修复起一处本该为人所熟知的“徐光启墓”，让人们知道早在三百多年前，有过一位敢为人先的、杰出的人安葬在这里，借用我们常说的话，岂不是“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么！
       不惧阉党，上书直辩
       有明一代的文人可谓多矣，如前后七子、公安竟陵等等，而徐光启并不以词章胜，在文学史里他是排不上号的。不过如细读他的文稿，不难发现他的文笔是有很高水平的，思维缜密，逻辑性强，无一空泛语，篇篇都是很好的说理文。
       徐光启是“经世致用”派，作文都有一定的实用目的，极少为文而文。过去许多文选中，大都只选他的《甘薯疏序》，其实那并不是他的“代表作”。最能表达他的精神的，应该是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的《辨学章疏》。
       当时正是礼部尚书沈在阉党支持下迫害传教士和教徒的时候，晚明社会上上下下掀起一阵排教风。诚然，传教士的个人为人是各种各样的，有些人的行为激起了民怨，给沈等守旧派排教以口实。可是徐光启结交的洋人，是些正人君子，学有专长，但这些人也给一锅煮了。徐光启给家人写信说，如果有的传教士从南京逃到徐家汇避难，务必把他们安顿好，保护起来。当时魏忠贤及其党羽、爪牙何等嚣张，徐光启这样做需要何等胆识和勇气！
       据《辨学章疏》，沈在送给皇帝的“邸报”说，传教士们“其说浸淫，即士大夫亦有信向之者”。徐光启说，这“信向之者”分明指的就是我，所以必须说说清楚。他不但不回避，而是迎上前去，理直气壮地写道：“臣累年以来，因与讲究考求，知此诸臣最真最确，不止踪迹心事一无可疑，实皆圣贤之徒也。且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皆千人之英，万人之杰……”铿铿锵锵，掷地有声。意思是说，跟这样的洋人交游有什么不可，“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
       徐光启向皇上提出了三条“试验之法”，看看这些传教士是些怎样的人。
       第一，把一些有名的传教士召到京城，遴选几位内外大臣，同他们一起翻译“西来经传”，凡是事天爱人、格物穷理的论说，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下及天文、医药、农田、水利等兴利除害的知识，一一编译成书，让大家讨论，定其是非，如果都认为是“叛常拂经、邪术左道”，便立即斥逐，我徐某人甘愿承受“扶同欺罔”的罪责。
       第二，让传教士们和有名僧道当面辩论，同时命令儒臣共同议定，如确认这些人“言无可采，理屈辞穷”，便立即斥逐，我也承当应得的罪名。
       第三，如果译书一时难以完成，又找不到合适的僧道同他们辩论，可以叫他们简略地浓缩成一本书，连同“已经翻译书籍三十余卷，原来本文经典一十余部，一并进呈御览”，如果发现他们荒诞悖理，不足劝善戒恶、易俗移风，也立即斥逐，我同其罪责。
       这三条“试验之法”，分明是“以守为攻”，公开与阉党辩难。《章疏》的最后一段有几句话讲得恳切而又沉痛。他说，我属于衙门后辈，这些洋人的去留，与我有什么相干，只是觉得他们提出的种种道理，多是有利于国家致治的好主意，所以我作臣子的，“有怀不吐，私悔无穷；是以不避罪戾，斋沐陈情”。
       全文洋洋洒洒，卓有一泻千里之势，我摘述的这些远远传达不出原文的声貌。结果“御批”照例，三个字“知道了”。
       生无媚人之骨，然言而不用
       早年在家乡时，常听说东南沿海一带，每有倭寇海盗武力骚扰，徐光启便读起“兵书”来。晚年，辽东事起，他受命多次上疏献练兵之策，举凡怎样选兵任将，怎样操练他们，如何严格纪律，又怎样改进武器、引进和仿造西方火炮诸事，一件一件，认认真真。然而，书生干武，谈何容易，况且昏庸的皇帝充耳不闻，同僚们多所訾议，说一个文官，讲什么兵法。结果是各部大臣百般推诿，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光启只是个空头光杆，在给朋友的信中颓然叹道：“受事以来，百不应手，叩阍不闻，将伯无助。”
       徐光启为人正派廉洁，在有明一代是少有的。“官”则“官”矣，却没有因此而发财。他祖上是殷实人家，几代下来，到他出生时已家道中落，没有什么遗产可以继承。做了官是一介清官，穷官。临死前，官做到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但他的日子很不好过。他做的事情，无论是与西洋传教士的交往，还是他提倡的各种西洋新学，都与时不合，特别是阉宦一帮人看着他就有气，时不时地给他使绊子。他处处碰壁，又绝不肯屈就，颇有“出淤泥而不染”的气概。入朝几十年，自奉甚俭，取予不苟，晚年老病还乡，《明史》说他“盖棺之日，囊无余资”，《罪惟录》说他“官邸萧然，敝衣数袭外，止著述手草尘束而已”。
       徐光启的思想在晚明社会是非常“超前”的，坚持他所该坚持的主张，有股子傻劲、韧劲，一个劲儿地上条陈，他留下的文稿，奏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送上的东西大多被泼了冷水，而且阉党羽翼下的官僚们千方百计地制造麻烦，一般的士大夫也远没有他那样的见识，大都明哲保身，半因畏惧阉党淫威，半因沿袭下来的仕版中因循守旧的风气。所以，徐光启不免牢骚满腹，时时感到孤单而又苦闷，在上皇帝疏中每有满怀愤懑的话，在给友人的信里也常吐露苦衷，如“生无媚人之骨”，“言而不用，吾志则尽矣，复何求焉，又何悔焉！”真有些愤世嫉俗了。
       　回顾徐光启一生，不免想到了百十年来经常提的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出科学？中国并不缺少聪明而又勤奋的人啊。

       
       又一个认认真真做学问的人走了。
       2008年12月底，欧洲文明研究者陈乐民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
       陈先生早年从事外交工作，1980年代初转入学术。他曾说，五十岁以后，自己知道想干什么了，最大的心愿是让青年人了解西方的文明是怎么样从古到今，这个道路和我们所走的道路是何等不同，而我们若也想获得现代文明，唯有筚路蓝缕，前仆后继。
       陈先生患尿毒症好几年，每个星期有三天要去医院做透析，他开玩笑说：“我的有效生命还剩下一半，星期一、三、五基本上干不了任何事情。”
       在医院里干不了事情的时候，他就看书。他想把欧洲的启蒙怎样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继而推动现代文明的整个过程，再多看一点，再多想一点。
       2002年，病弱的陈先生还在给北大本科生上课。他说过，即使只有一个年轻人明白“现代化”来之不易，他也深感欣慰。
       陈先生写过很多好文章，这次我们刊发他所写的一位上海古人：徐光启。
       研究欧洲也好，深思传统也好，心里想的都是当代中国的问题。
       ——编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