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刘建英
赵学敏（约1719～1805年），清代著名医药学家，字恕轩，号依吉，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早年业儒，博览群书。尤喜医著本草，有所得则抄撮成帙，达数千卷。由于他对医药专业的热爱，终于放弃仕途，以毕生的精力从事医药学活动。在赵学敏一生的医药活动中，他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注重实践，具有革新精神。曾和他的弟弟学楷开辟药圃，亲自试种和研究药物。并经常访问有实践经验的医生和劳动人民，吸取防治疾病的新经验；对于从书本上和调查访问得到的材料，注意分析研究，确有功效的才选用。赵学敏生平著述很多，有《养素园传信方》、《奇药备考》、《本草话》、《药性元解》等12种，但多已散失，现存的仅有《本草纲目拾遗》和《串雅内外编》。前者总结了《本草纲目》问世以来在药学方面的新经验，对《纲目》作了重要补正；后者收集、整理了大量民间的，特别是走方医防治疾病的经验。仅从这两种现存的著述，也可看出赵学敏对祖国医学的发展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
走方医又名铃医、草泽医、走医，多以游乡串户、看病卖药为生，社会地位很低。其服务对象，主要是贫苦的劳动人民，他们通过长期实践，积累了许多民间防治疾病的经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赵学敏能够重视搜集这方面的经验，是很可贵的。但这些走方医，被一些读过几本医学著作的“正统”医生所轻视，赵学敏很了解这个情况，他在《串雅•原序》感叹地说：“……草泽医……人每贱薄之，谓其游食江湖，货药吮舐，迹类丐，挟技劫病，贫利恣睢，心又类盗剽窃，医绪倡为诡异。”这种看不起走方医的言论，是对广大走方医的恶意诬蔑。赵学敏从实际出发，高度评价走方医的经验：“顶、串诸术，操技最神，而奏效甚捷。”“山村、僻邑、仓卒即有”，即具有“简、验、便”的特点。还指出走方医“治外以针刺、蒸、灸胜，治内以顶、禁、截胜”。因此，他认为走方医不是“小道”，而是大有可观的。
赵学敏就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编写《串雅》的。他在编写时得到当地有名老走方医赵柏云的帮助。书中包括赵柏云的经验和他抄集的资料，又加上赵学敏自己多年搜集及临证累积的资料。从《串雅•风例》可证：“是书采录得于柏云手抄者十分之三，《百草镜》、《养素园传方》者十之三，及江闽方本者十之三，其一则传于世者。”可见《串雅》一书，赵学敏及他兄弟赵学楷撰集的资料，亦占较大比重。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赵学敏在《串雅》中继承了祖国医学中“上工治未病”的预防思想，认识到疾病不但可以治疗，而且可以预防。当时对于流行病的病原体和传染媒介，虽然还不十分清楚，但书中集录的除蚤、灭虱、驱蝇、禁蚊等驱除害虫的措施，实际上是消灭疾病的传染媒介；用药物佩带、悬挂、烧熏、口服等以避“疫气”，实际上是防止病原体的感染。这种积极预防疾病的思想和他收集的这类经验在当时防治疾病上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1759年，编写工作完成。赵学敏给他的这一著作题名《串雅》，意思是使“串铃医”（走方医以摇串铃为标志）的经验，冲破封建统治阶级的阻碍而登上“大雅之堂”———这是一个具有战斗气息的名称！
《串雅•内外编》中的起死门和保生门，着重收集了当时流传于民间的各种危重病伤的急救法，所用方剂大多为药味不多的单方、验方。在起死门中，如治“血风攻死”，用单方“苍耳草嫩心”；再如治“打死”方，用中药一味“松节”。在保生门，如治“眉落复生”方，用单味中药“桑叶”；治“卒心急痛”方，用中草药一味“老葱白”。起死门和保生门，治法有26条，多为简便经济的方法，其中简易疗法就占了10条，应用单味中草药的也有9条。在二百年前，赵学敏就能够注意从“简”、“验”、“便”的角度出发，着手收集民间的经验，加以整理推广，便利广大群众抢救急症重伤时应用，这是很可贵的。
《串雅•内外编》中的伪品、法制、药品、食品、杂品5门，共110条，都是关于药物的记述。其中法制、药品、杂品3门，主要内容是介绍中成药的配制（或炼制）方法。这些成药，有的至今仍经常应用，如上清丸、紫金锭等；有的具有预防、急救的作用，如紫雪丹、神仙痧药等；有的是民间流传的时令便药，如代茶汤、望梅丸等。食品门主要收集民间将药物与食品配合使用的经验，既可以防治疾病，又可增加营养。这种疗法具有取材容易、制作方便、可以长期配服的优点。其中有些实际上也是中成药，如橘玉膏、药梅等。伪品门是赵学敏为揭露当时社会上出现卖假药的不道德行为，而将他所知道的伪造药品的内情公开，使广大群众懂得识别，不致受骗。
《串雅•内外编》中的熏、洗、贴、熨、吸、杂法等门，可通称外治法。熏法门有杉木皮烧烟熏治蜈蚣咬伤方；贴法门有黄连末水调敷脚心治小儿赤眼方；洗法门有用蜗牛煎水洗治癞头方；熨法门有用川椒拌艾绵熨治痞积方；吸法门有用冬花、佛耳草、熟地黄为末以筒吸烟治一切咳嗽方；杂法门有痔疮坐袋、湿疮踏袋等等。赵学敏比较广泛地收集了散在民间的外治经验，使之在《串雅》中能有专门的记述，这对祖国医学的发展，也是一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