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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乐水清如此，名相名医道自尊。”这是谢觉哉在1945年写的《赴李老鼎铭生日宴》诗中的二句。其中“李老鼎铭”为陕北开明绅士，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诗中赞扬李鼎铭律己严格，办事公正，行动无愧，对民主革命一片丹心，被称为“名相”。又说他从事中医药工作，医术高明，被誉为“名医”。其崇敬之情，跃然纸上。李鼎铭（1881年～1947年），原名丰功，陕西米脂人。幼年寄居舅父家读书，兼习中医药学，熟读了《
内经》、《
伤寒论》、《
本草纲目》等医书。后考中秀才任禀生（清时对已取得秀才并在县、州或府领取一定银饷的读书人称为禀生）。辛亥革命后曾任米脂县米东区区长、米东区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1926年辞去国民政府的官职，在米脂县城开“常春医馆”行医。李鼎铭不但医术高明，曾治好了不少疑难大症，而且还医德高尚，对贫穷病人从不收医药费。不论黑夜还是白天，刮风下雨，只要有人求诊，他就去病人家给患者看病。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李鼎铭弃医从政，曾历任陕甘宁边区米脂县参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副议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边区参议会上，批评政府机构庞大，提出“精兵简政”议案，边区政府认为这个议案很好，马上采纳了，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毛泽东选集》横排版第三卷第954页）他还重视扫除文盲，培养知识分子，普及卫生习惯工作。拥护团结中西医方针，曾亲自参加国医研究会学术活动，对边区培养中医，促进中医发展和中西医团结合作有一定贡献。李鼎铭在担任边区政府领导职务以后，仍然利用公余时间给边区领导同志和干部群众治病。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患过关节痛，在延安旧病复发，胳膊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有人介绍李鼎铭来看病用药，毛泽东早就知道李鼎铭曾开业行医多年，在临床上治好了不少病人，是陕北地区的名医，便欣然同意了。当李鼎铭来到杨家岭窑洞时，毛泽东亲自到门口迎候，两人走到窑洞内坐好。李鼎铭首先询问病情，知道是在长征时受风寒落下的病根。接着又给他诊脉，拿出毛笔当即开了4服中药，很有把握地对毛泽东说：“吃完第一服，保你胳膊抬得起，第二副吃完，叫你胳膊能转动；三副以后胳膊就活动自如，吃完第四副药，你就能爬单杠了。”果然毛泽东服完4剂中药，病症全部消失。后来，李鼎铭又用按摩疗法治好了毛泽东的胃病。当时，延安卫生界对中西医争议很大。一种是抛弃古老的中医，专走发展西医的道路。一般西医和大部分受过近代科学教育的人都主张这样；另一种是认为中医已很完备，西医的一些新发现都不出中医经典著作的范围，所以只要发展中医就够了。许多学过一些西医皮毛的中医，具有这种倾向。针对这两种意见，毛泽东征求李鼎铭的看法，李鼎铭认为中医西医各有长处，不可偏废。毛泽东深以为是，于是他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介绍李鼎铭医术高明，要求人们尊重中医，实行中西医相结合。在毛泽东的支持和号召下，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社等组织，并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口号。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西医合作打下了基础。李鼎铭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谢觉哉是边区政府秘书长。二人既是同事，又是朋友，经常在一起说古论今，谈一些中医药知识。说到中草药，谢觉哉还很内行，因为他在15岁时曾向岳父何秋岩学过二年中医，所以二位老人经常在野外采些中草药。1944年8月，李鼎铭和谢觉哉到南泥湾休养，这里既是休养圣地，又是边区生产运动大本营。于是，他们常常爬山越岭，到部分农场查看庄稼，在沿途的草丛中，李鼎铭还帮助谢觉哉认识了好几种药苗，又采回几株
黄连作为标本保存起来。为了繁荣中医事业，李鼎铭还开办中医培训班，自备教材，亲自上课，培养一批批中医工作者。他的大儿子李振山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机械技术工作，少时曾随他学习中医颇有成就，他希望把大儿子召唤到身边从事医疗事业，毛泽东得知后便通过地下党持李鼎铭的亲笔信，把李振山一家接到了延安，成了培训中医的得力助手。李鼎铭还在边区文教大会上号召中医公开秘方，贡献祖传师傅秘诀，由政府汇集汇印，分发给各地使用。他这些措施克服了当时医务人员少、治病难的困难。李鼎铭为边区卫生事业的发展，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卫生工作中西医结合方针的确立做出了重大贡献。1947年12月李鼎铭病逝于陕西绥德县，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主席送了花圈。谢觉哉深感沉痛，深夜枕上作挽语：茹旧含新自来俊杰识时务；知微见著毕竟聪明属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