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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氏笔乘》医方杂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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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互联网

       

       《焦氏笔乘》是明代著名学者焦竤读书和讲学笔记。“乘”有史乘之意,“笔乘”即笔记杂录。焦竤不是医家,而《焦家笔乘》的正、续集中辑录了历代笔记文集中一百多条医方。无疑,这是颇有意思且值得考识的事。
       1 (冫合)闻多识,博览广集
       焦竤,字弱候,又字从吾,号澹园,又称漪园,生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卒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享年80岁。他原籍虽在山东日照,但祖上有人明初以军功封居南京,世为南京人;耿定向在南京办“宏正书院”(今重建于南京清凉山公园),焦竤求学于此,并任“学长”;70岁时又一度出任南京国子监司业(相当于南京大学副校长),可见他是地道“老南京”。早些年在宁发现的焦竤故居,现已被南京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焦竤25岁中举,大衍之年中状元,而仕途坎坷不定为道;但论学问则是“博及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为古文“典正驯雅,卓然名家。”有人评价明代学者中,以博竤无所不通的称著者,除扬慎(升庵)而外,非焦竤莫属,足见其声誉之高。
       焦竤一生论著甚多,《焦氏笔乘》这本笔记杂录正续两集十四卷千余条笔记,涉及经史、文献学、哲学、人物、时事、宗教、博物诸多方面,反映焦竤读书和治学的广博淹通。这也是其医方集的第一个特点。
       医方集中的条文均不来自专门医著,而遍集于唐宋以来的文集与笔记。
       唐代张(上族+下鳥)《朝野佥载》云:“……患大风,唯鼻未倒。五月五日,取蚺蛇胆欲进。或云肉可治风,遂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头觉渐可,百日遂平复”。其他还可见西汉刘歆《西京杂记》、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和《抱朴子》、《淮南子》诸书。
       宋代笔记文被收集得最多,其中著名者如李窻等辑的《太平广记》、孙光宪《北梦琐言》、司马光《涑水记闻》、苏轼《仇池笔记》、《东坡志林》,朱弁《曲消旧闻》、洪迈《容斋漫录》、王明清《挥尘录》等;难能可贵的是还收集了现在一时不易看到的,相对不太出名的集中医方,如李畋《该闻录》、周密《志雅堂杂钞》以及《山谷刀笔》、《芥隐笔记》、《艺林伐山》、《竤斋闲览》等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资料。
       2简廉明晓,方便实用
       《焦氏笔乘》医方第二个特点是方便实用,“贤与不肖,皆可为之。”方剂组成简单明了,寥寥数味,甚至一药一方,且有实际案例为佐证,令人深信不疑。
       如苏轼《仇池笔记》载:“治内障眼:熟地黄、麦门冬、车前子三味,为细末,蜜丸如梧桐子大……屡试信然。”《齐东野语》载:“治目障翳,以熊胆少许,净水略调开,尽去筋膜尘土,入冰脑一二片;或泪痒,加生姜粉,以铜箸点之。赤眼亦可用。”再如周密《云烟过眼灵》“宋英宗书齿药方”,用生地、细辛白芷、蛀皂角各一两,去黑皮并子装入瓶中,用黄泥封固,再用炭火煅烧,再加入僵蚕甘草同研细末,早晚揩齿,不仅令齿牙坚固,且治衄血与齿松动等疾。这些方不但简便,而且至今看来也很有可取之处。
       《焦氏笔乘》中还录集了许多一方治一病的案例,对后世也颇有启迪。如以射干研末温酒调服,内治背疮曰“背疮方”;用南星为末外敷治背疮为名“寿星散”;用朱砂养血益心宁神,用楮实汤治喉中噎;以木瓜治脚膝筋骨病疾,蜘蛛网治赘疣……。当然,对一病一方,焦竤的态度还是谨慎认真,强调因人而宜。记梁武帝发热用大黄,姚僧垣认为年高之人不宜用大黄猛药,梁武帝不从,病转危重;而梁元帝心腹为疾,诸医请用平和之剂,姚僧垣则认为脉洪实,宜用大黄,果然病愈。此例足见一斑。
       《焦氏笔乘》中也转录了一些很有趣的治法:陈朝王太后中风不能语,医家无策,许胤宗以黄芪防风煮汤数十斛,置床下,蒸气如雾,当晚太后即能语。另记新昌一产妇病重,等二百里外的名医陆先生赶来,人已“死”去,仅胸膈间稍有微温,陆急令用红花数十斤煮沸,以三木桶盛汤泻,再取窗格让产女卧寝置桶上,慢慢以药气蒸腾,半日后产妇得以复苏。
       3敬老为孝,济世乃仁
       焦竤不是医家,却在正续两集中用较多篇幅记录医方,除去其博竤多闻外,还在其崇儒释,尊老庄。他既欣赏“博学以约礼,明善以诚身”;更推崇“善学者,在父母则为孝子,在天地则为仁人”。这也是《焦氏笔乘》医方第三个特点。
       基于此,焦竤在医方第一条中所系辑宋代费衮《梁溪漫志》的议论:“裒方书度日,非特假此避祸,盖仁人之用心也。前辈名士往往能医,非特卫生,亦可及物。” “唐宋人文集及杂说名方尚多,未见有类而传之者,予屡欲为之,恨藏书不广,倘有能用予言集以传诸人,亦济物之一端也。”焦氏对此大加赞叹,特地附笔说: “此言甚合余意。读书之余,随疏记数则,尚俟同志者广之。”他也特别赞叹名医许道幼训戒诣子语:“为人子者尝膳侍药,不知方术,可谓孝乎竤”其集录医方之用心十分明显。
       焦竤“藏书两楼,五楹俱满”,而且“一一皆经校雠,尤人所难。”藏书多,读书也多,加之本于“仁、孝”旨义,《焦氏笔乘》医方方能问世;所憾者是焦竤本来“尝欲集古杂记中诸药为一书,惜未成”,不然,当有《焦氏医方录》问世矣。
       焦竤在医方中不仅辑录医方与案例,而且还辑录一些名人的言谈来表明自己对医药及有关问题的态度。
       焦氏十分赞同苏轼的求医态度:“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验医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吾平生求医,必尽告以所患,然后诊之。故虽中医,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岂以困医为事哉竤”联想到今日,仍有患者抱着“病家不用开口,但待医生号脉”态度,来“验医能否”,以“困医为事”,其结果只能是误己、困己而已,实在是还不如数百年前的古人。
       《焦氏笔乘》中记录了《广五行记》这样一件事,很是感人:“永徽中,绛州僧病噎不下食,告弟子吾死之后,便开吾胸,视有何物。言终而卒。弟子依言开视胸中……”一千三百年前,有僧如此开明大度,是了不起之事;倘若时人皆效仿习之,也许中国医药学真的要重新改写了。焦氏崇儒道,但更崇释家,冷静记录于此,看来并不为传统观点所严缚。
       焦氏强调济世乃仁,也还清楚表现在其他记载中,“宋户部尚书沈诜为人仁厚,一兵卒患背疽,亲为合药治之……”另一记载则不然,宋朝“六贼之一”、大宦官童贯当权时患脚气,传云杨梅仁可以疗此疾,会稽守王鑊收集了五十石杨梅仁献上,于是得到提拔。一褒一贬,态度昭然。
       焦氏一生著述等身,其主要者有正、续《澹园集》、《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易筌》、《老子翼》、《庄子翼》、《焦氏类林》、《彷书刊误》、《玉堂丛语》及《焦氏笔乘》。笔者读书有限,除《焦氏笔乘》外,仅再藏阅《玉堂丛语》八卷而已,其中散见医药笔记杂录,其他则不得而知其中丰藏。另一方面,宋明以来文人笔记中多有医药之录,究其因,大致由个人素养与社会环境使之然。要深究其奥旨,只有待于博学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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