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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新安医家不仅具有精湛的医疗技术，且有高尚的医德医风，表现在：儒而兼医，发奋好学，博学济世，强调诚信明理，居仁取义的医德和为医纯朴、乐善好施、重义轻利的医风。
       “新安”是“徽州府”（辖歙、黟、休宁、绩溪、祁门、婺源六县）的古称，位于黄山南麓。她以古越文化为先肇，经中原文化的渗透，吸取吴、楚文化的营养，自宋代以降，千有余年，学术昌盛，人文蔚萃，素有“东南邹鲁”之称。在此环境中，医学界也是医家汇萃、著作宏富。据史料统计，新安地区自宋至建国前，卓然成家者901人，其中375人撰写汇集医籍约756种。他们受儒学、新安理学、新安朴学的影响，或深研医理，校注医经，师承授受，家传专科；或创新学说，自成流派，交友讨论，结社讲学，编写入门读本；或供职御医，随入仕、经商之机游医海内，均为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安医家具有精湛的医疗技术，又具有高尚的医德医风，其一言一行，均可被后人借鉴与效法。
       儒而兼医  博学济世
       新安人受长期积累的深厚文化底蕴的影响，有着爱读书的习惯。读书以求仕，其不能入仕，或被免官、告老退官者，则“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以医为业。已入仕途者，亦受“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儒家“孝道”思想的影响，仕而兼医，乃至执医为业。据对文献记载统计，新安医家兼及研医者中，由儒而习医者占70%。另 30%继承家传的专科医生，由于受当地人文思想的熏陶，亦有着好儒发奋读书的习俗，从而构成了高密度、高水平的儒医群体。如南宋歙县人张杲，幼承家学，以儒业医，奋读医书50余年，举凡南宋以前多种文史著作中有关医学典故、传说以及临床所见所闻，均加收录辑拾成书。于1189年写成《医说》10卷，49 门，为我国最早的医史传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取材既富，奇疾险证，颇足以资触发，而古之专门禁方，亦往往在焉。”该书在1488年和1610年就曾被朝鲜、日本等国刊行或引用过，可见其影响之大。又如，明代歙县人余午亭，攻读儒学30年，后在其堂兄余傅山的影响下，潜心研究医学。“在诸生三十年，未尝一日废学，尤好养生家言，而《灵》、《素》诸书，故所沉绎者”，［1］“然未肯自信，轻以人试，既涵泳岁月，参同考异，万派汇宗，一旦心目豁然，如重门洞辟”，［1］临症治疗，无不桴鼓相应。余氏认为：“医之为道，非慈惠之资、渊通之学，不可为也。”［2］余氏行医数十载，活人万计，被后人尊为 “新安余氏医学世家”的开山名师，著有《诸证析疑》、《余午亭医案》、《医宗脉要》等著作10余种。又如，明代歙县人方有执，初非学医，因前后二妻五子女皆殇于惊风伤寒，故发奋攻读古典医籍，尤重对伤寒的研究。乃竭20余年之精力，深研张仲景《伤寒论》，推敲仲景原意，寻求端绪，排比成编，于万历十七年 （1589年）编成《伤寒论条辨》8卷，创立了《伤寒论》研究史上有重要影响的“错简重订派”。［2］
       在新安医家中有些家境相当清贫，但他们仍贫寒不忘求学，艺业唯求精深。如，清代婺源人汪绂，世家子弟，后因家境落魄，“未尝十日一饱”，自16岁起，博览百家之书，精通六经、星历、地志、律吕、阵法、阴阳、壬遁、医卜、术数等。著书凡30余部，其中医著有《医林纂要探源》10卷，《药性》1卷。
       文献记载中新安临床大家大都游历各地，遍访名师，求艺不止，并收之秘笈，终汇成编。如郑枢扶在《重楼玉钥续编序》中载：康熙五十年（1771年），郑于丰、郑于蕃兄弟随父客商江西南丰时拜师黄明生，得其秘传。三载告归，命子侄辈悉心研究，凡患喉症，依法治之，无不应验，由此创立了郑氏喉科世家。又如，明代歙县人吴昆，15岁从师儒医余午亭。后午亭乃勉其友天下之士，吴昆乃由三吴，赴浙江，历荆襄，抵燕赵，访有道之明师，于是医技大进。著有《黄帝内经素问吴注》、《医方考》、《脉语》、《针方六集》等。
       由于新安医家以“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功同良相”，为思想基础，以济世救人为己任，毕生勤奋刻苦，博览群言，精审精思，锲而不舍，著述立说，所以“新安医家不带有鲜明的单一学派特征，而表现为兼收并蓄的外观”［3］，从而造就了新安医学的辉煌，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造福了一方百姓。
       诚信明理  居仁取义
       新安医家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大都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修养，对医疗质量和医疗作风，对医家的“医德”和“仁心”亦有很高的要求。明代祁门人徐春甫，于隆庆二年（1568年）在北京首创我国第一个医学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亦称“仁医会”），［4］会友包括有苏、浙、皖、闽、湖、广等地在京的太医和名医46人。医会的命名，首先体现了医者须“宅心仁慈”的宗旨，要求入会医生须有良好的医德，“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要求会友“深戒徇私谋利”，做到“善相劝，过相规，患难相济”。学会还约定：诚意、力学、明理、讲习、格致、辨脉、审证、处方、规鉴、存心、恒德、体仁、忘利、恤贫、自重、自得、法天、知人、医学之大、医箴、戒贪鄙、避晦疾等22项条款，“仁”、“德”贯穿全部宗旨中。又如，清•歙县人郑梅涧，精喉科，擅用汤药和针刺治喉症，救危起死，求治者踵门，著有《重楼玉钥》、《痘疹正传》、《箑余医语》等书，其处方起首章刻有“一腔浑是活人心”七字，用以自勉。
       实事求是是新安医家的又一传统美德。清代歙县人程国彭，在雍正十年（1732年）所撰《医学心悟•医中百误歌》中，详细指出医家在证治用药时，容易发生的失误。告诫医者对病家要有高度的责任心，谦恭谨慎的医疗作风，“病不识时莫强认，谦恭退位让贤能，务俾他人全性命”。清•歙县人程文囿所撰《杏轩医案》中，载有其10余年所见“暑入心包”之证5例，皆不治，并载有与门人切磋此证之问答，供后学探讨。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堪为后世楷模。
       医风纯朴  乐善好施
       高尚的医德与纯朴的医风是新安医家的最大特色，济世仁人、乐善好施是新安医家群体性的美德。如，清代婺源籍太医张明征，回乡开设医馆，某日出诊，路遇久痢衰弱病人，令仆童背回调治月余而愈，又赠资以助病人返家，且不问病者姓名，以绝图报。邑人詹轸光叙其行曰“视天下如一家，救路人如骨肉”。又如，清代绩溪人程问山，因父疾而研医术，为人治病，不取一钱，活人甚众。［5］在民国以前刊行的《婺源县志》所登载的60余医家中，尽管学医的原因、家庭的贫富、年龄等都不尽相同，但他们深研医理，有求必应，慷慨好义，乐善好施，不辞劳苦，人咸敬之却是相同的。
       新安医家在行医的同时，对家乡的修路、建桥、办书院等公共事业多有义举。如《婺源县志》载，清•婺源庆源人詹钟珣，素精岐黄，以济人为念，诊不受谢，并不惜捐资修路桥，济贫困，置祠田，修庙宇，人称“有脚阳春”。又载，婺源泗水人施德乾，著有《麻痘科要略》，于咸丰年间，岁乱饥荒，赈米，修桥，修路，施药，助棺，不胜屈指。
       新安医家开设的药铺都能以诚信为上，重义轻利。如始建于同治二年（1863年）的屯溪“同德仁”药号，以“诚信轻利”为店规店约，其座右铭为“同德同心利人利己，福国福民仁慈仁福”。
       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历代新安医家崇尚的是精技艺，广搏学，始终将仁风济世、谦恭仁厚、诚实明理、恒德忘利作为医家所必须遵循的美德，并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使其世代相传，从而形成了历史上极具特色的新安医学。
       参考文献
       ［1］明•余午亭.新安医籍丛刊•诸证析疑，余士冕序［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3.
       ［2］汪沪双.试述新安医学的“学派”与“流源”［J］.中医文献杂志，2000.（4）：3.
       ［3］李济仁.大医精要［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4.
       ［4］明•徐春甫.新安医籍丛刊•古今医统大全［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1180.
       ［5］李济仁.新安名医考［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