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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病的危机-吴有性《温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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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dfdaily.com/html/8755/2013/1/26/937029.shtml     作者:费振钟 作家、文学评论家、历史学者

这个题目移用了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第十章,福柯指出,“热病”的医学讨论,集中在原发性热病与炎症上,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解剖学对于“发热”症状的病理解释,由于“热病”种类繁多混乱,必待解剖学的支持,方能澄清定位。西方医学做过技术高度复杂的持久研究以后,“热病的危机”自然就化解了,留下福柯对“热病”历史的叙述。
        回溯中国疾病史,1641年春夏期间,苏州医师吴有性在南方太湖流域,以一己之身,对抗了“热病”的侵袭。17世纪初,各地大规模病疫流行,已发生过七八次,这次病疫由山东往东南浙江席卷而来,范围广大,为害甚烈。王朝末世,无力组织医学施救,政府医官也无所作为,救治疫情中民众的工作,只能落在单个民间医师身上。作为著名医人,49岁的吴有性几乎孤身一人陷入遍及江南的这次病疫当中。道义与责任,让他处处有种出生入死的感受,但使他痛苦与迷茫的不只是目睹十室九空的人间惨剧,而是医学此时此刻的无能为力。他在疫后次年完成的《温疫论》序言中,记录了这种心情。吴有性悲凉地问道:为什么张仲景创立的伤寒论知识,不仅不能有效治疗江南的疫病,反而越治死亡越多呢?
        是古法失传,还是“守古法不合今病”,带着这样的知识疑问和压力,吴有性开始了他以这年大病疫为主题的医学研究,长达五万字的《温疫论》,可以看作一份“新出现之疾病现象观察与治疗年度医学报告”,其时间性、现场性与专题性均属仅见。
        无论后继者们怎样重新定义吴有性对南方地区风温与湿温引起“温疫”疾病性质,也无论从吴有性有关“异气”、“杂气”的医学假设到“温病”的规范性命名,还需要较长时期论证,总之1641年流行江南的疫病,可以说第一次将“热病”推到了中国医学前沿。此前漫长的中国医学史中,“热病”的概念并不昭著,作为疾病表证的“热”,通常掩藏在伤寒知识的解释当中,而非单独承担身体与疾病的性质与意义。当吴有性采用“温疫”这个采自古典、实质独创的疾病词语时,实际上他陈述了发生在太湖地区大批流行的疾病现象,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即“发热”与“传染”。吴有性甚至在他关于温疫“病原”的解说中,直接使用了“热病”这个概念。
        因此,《温疫论》作为一份建立在疾病现象分析之上的医学报告,对这次特发的大规模传染性热病的命名,显然煞费苦心,因为既要把具有传染性的“热”单独作为一种疾病病种,而不是可触摸的疾病症候提出来,需要新知识观点的支持,又不能在古典之外另创新词,所以“温疫”一语的重新发明,在医学上如此难能可贵,它诞生在中国医学遭遇“热病”的危难之中,并成为解读这一危机最适当的形式。换言之,吴有性痛感这个热病暴发的年份带来的危机,但又得益于这个危机年份给他创造的机会。正是这一年在太湖四边的死亡阴影中,他从伤寒论的束缚中跳开来,发展出自己的医学思想,对温疫/热病的持续观察与深入解读,使他在医学史上拥有了“特殊的意义和奇异的声誉”。正如福柯所说,“没有人比旧派医生更容易接受医学经验的新形式”,而吴有性正是有效通过“温疫”这一医学经验的新形式,表明自己是17世纪最重要的旧派医师。他那么尽心恪守“伤寒”真理,却又如此渴望推陈出新,用“温疫”更新和弥补“伤寒”的不足。
        人们感到欣慰的,不仅是吴有性成功挽救了众多温疫病人的生命,而且更是通过他“静心穷理”的探索,迎来17世纪医学对于热病的真正重视,正如吴有性所说,当时错误地将“热病”当作“伤寒”对待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作为传染性热病的“温疫多于伤寒百倍”。对与“伤寒”有霄壤之隔的“温疫”,医学在它的危机时期接受了新的教训和经验,进入了真实地正视这一病种的时代。
        不论怎么说,与“伤寒”对立的“热病”的历史及其记录开始了。阅读吴有性《温疫论》从数千个病例中精心挑选的部分临床医案,我们看到“热病”呈现出它急速感染、迅速传变的狰狞面目。这个面目表现多端,按吴有性描述,有如下:舌白苔渐变黄苔、舌黑苔、舌芒刺、舌裂、舌短舌硬舌卷、白砂苔、唇燥裂唇焦黄唇口皮起,口臭、鼻孔如烟煤、口燥渴、目赤咽干气喷如火小便赤黑涓滴作痛大便极臭扬手踯足脉沉而数,潮热、善太息、心下满心下高起如块、心下痛、腹胀痛腹痛按之愈痛、心下胀痛、头胀痛,小便闭、大便闭转屎气极臭、大肠绞闭、四逆脉厥体厥、发狂。所有这些,都是“杂气”或“疠气”通过口鼻感染,生成“热邪”在身体深层沿着经络运动,激起的反应和演变,都属于“热病”本质的显像。不过,当“热病”从现象描述转变到认识论层面上时,吴有性机智地说服了那些心存疑虑的人,“温疫”虽然“首尾一于为热”,但都是“因邪而热”,邪是形热为影,形亡影消,邪治热就消失了。
        对比西方18世纪初对于热病症状的认识,吴有性差不多也是在“特发性热病”的意义上理解和讨论他的“温疫”观点的。在这一中西共同医学时期,吴有性代表了中国医学在“热病”知识方面达到的全面与深度。按福柯所叙述的西方(法国)18世纪后期关于“热病的运动及其机制”,吴有性对温疫/热病的症状分析,有着几乎相同的看法。当然吴有性的看法,离不开中国医学的身体解释方式,与西方热病学家一度将“热病”症状单纯归结为血液运动的结果不同,吴有性把温疫/热病的机制,解释为疫邪侵入“膜原”,“营卫营运之机受阻”,身体中的阳屈曲不畅,“故为热病”。最值得注意的是,吴有性对“膜原”的发现,建构了新的疾病空间想象。这个空间,为温疫/热病找到了它的确定位置。在这里,吴有性已经无须再继续破解热病的其他可能,也无须追问热病到底还可以分成多少类,他相信只要知道“疫邪”在膜原表里“传变不常”的规律,热病就可以迎刃而解。
        在中国医学语境中,我们不难理解吴有性对温疫/热病学说的乐观态度,他将中国医学身体与疾病的固有知识融入自己创见的“杂气”或“疠气”传感分析之中,从而给温疫/热病确立了一个中国式的定位,当18世纪成熟的“温病学”建立时,这个定位无疑持续发挥着它的知识视点作用。
        然而,热病的危机化解了吗?或者说吴有性在1642年写成的这个温疫/热病的观察与治疗报告,在什么意义上又在多大程度上化解了热病的医学危机,这些都是我们仍需弄清楚,而在中国医学的知识领域又都很难弄清楚的问题。就“特发性热病”本体论认识而言,吴有性依靠一次疫灾现场建构的医学知识,显然还有局限。克服这样的局限,也是后继的“温病学”产生的动力。最后我要补充指出,“热病”知识探索及其历史,到“温病学”的时代,由于这个体系的建成,便遗憾地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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