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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医著作一定要反映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对生命现象的认识程度，什么时候产生的思想就要用那个时代的理解来翻译，这是从历史的角度忠于原著的翻译态度
       
        ●中医药一开始被西方接受，主要在于理念改变，与疗效无关。现代的西方人越来越接受回归自然、接近自然的理念，他们对于科学、物理、化学、环境污染的观念有了重新的看法，相信利用中医中药对他们有好处，因而喜欢中医
       
        文树德教授简介：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所长、教授、汉学家、医史学家，早年获得哲学、药学，公共卫生学博士。他领导的研究所是当今国外惟一一个专门研究中医历史文献的研究所。近年来，文教授更致力于广泛的中医历史文献研究和翻译工作，曾翻译《难经》、《素问》等中医经典著作，撰写《本草史》、《中医伦理学》、《中国医学思想史》等著作。他强调要从文化背景的深层来理解、研讨和应用中医学。
       
        中医学的发展寄托于浓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积淀。她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可以从一个时代传承到另一个时代，也可以由一个地域传承到另一个地域，而为全人类所共有。但带有民族性的中医文化，传播起来却并不容易，因为她不是简单的技术传播，而是技术+文化的传播，这不仅需要中国人的努力，也需要外国汉学家的共同合作。
       
        近日，应北京中医药大学邀请，文树德教授来京讲学。相信读者从他和记者的对话中，能感受到他保持中医原貌的翻译风格和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医世界。
       
        记者：众所周知，中医翻译工作对外国人了解中医至关重要。有人认为现在的中医翻译著作相当混乱，有些是词不达意，有些甚至是曲解和离谱，就像西方的中国餐馆烧不出正宗的中国菜一样。那么您是怎样努力使自己保持中医原貌的翻译风格？
       
        文树德：我认为一定要在理解中医的基础上进行翻译。只有用中医的思维模式来全面理解中医，才能翻译好中医著作。例如我们翻译《素问》时，就必须相应地了解成书的年代和背景，了解那个时候中国的文化以及在中医学中的渗透，要参考很多这个时代历史和思想的论述。要仔细体会到为什么在那个时候、那个地点，突然有人发现那样一种自然规律，提出那样的一种理论，或者使用那样一种术语。例如中医的脏腑，很多人翻译成viscera,但是这与《素问》中的脏腑(原著写作“藏”、“府”)的原意不相符合。我在了解中医“藏”、“府”的原始含义及其在早期中医理论著作中的隐喻意义之后，就将脏腑直接翻译成“depot”(藏)、“palace”(府)。我们在翻译《银海精微》时，对“风火眼”病名的翻译就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按照它相当于西医的病名来翻译，而我主张直接按照中医病名的原意翻译成wind-fire eye。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按照现代西医的病名来翻译中医病名，那么就给人以这样的错误印象：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和西医是一样的。
       
        此外，从翻译角度来讲，一定要反映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对生命现象的认识程度，参照那个时代的语法、句式、古汉语知识等来翻译。应该是按着那个时代的了解，把一个名词、术语、一个理论翻译出来。什么时候产生的思想就要用那个时代的理解意思来翻译，这是从历史的角度忠于原著的翻译态度。要理解《素问》，当然要先读《庄子》、《荀子》、法家、儒家各派著作，才会理解《素问》有关人体内部器官认识的基本思想是属于法家的，而不是属于道教。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这有益于让外国人更深刻地了解中医。但是我不反对别人用近代科学的名词翻译古代中医概念，让读者去择善而从吧。
       
        记者：您为什么选择翻译《素问》、《难经》，而不是选择像《伤寒论》、《本草纲目》一类的著作翻译，您认为《素问》、《难经》最能代表中医文化吗？
       
        文树德：翻译《素问》和《难经》是理解中医理论发展历史最初步和最重要的著作。《本草纲目》确实也是一部很伟大的著作，但翻译起来需要耗费十几个人、五、六年的时间，要花费几百万人民币，翻译工作量十分巨大，这可以作为以后长期研究的一个课题。但首先，我们要把代表中医学科最基础的理论和框架介绍给西洋人。《伤寒杂病论》也是很重要而伟大的著作，但相对于《素问》、《难经》，我认为它还是中医理论外围的著作。
       
        我们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文化背景，让西方人对中医的了解不仅仅只停留在表面上，而且要从历史和文化的深度去理解中医学。
       
        记者：我们中国人都觉得《素问》有关五运六气的七篇大论内容非常难懂，您是怎样把这些内容变成通俗的文字，让西方人理解和接受的呢？
       
        文树德：翻译这部分内容非常辛苦，我们把所有关于五运六气的中医文章都搜集整理出来，理出头绪，帮助理解。“七大论”中有关天气的内容，看起来确实有点乱七八糟的，一会儿阴天下雨，一会儿刮风闪电，但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它还是有一定规律的。我想古人主要想告诉我们不仅国家、社会、生活需要有法则，就是自然世界也是有一定规律的。我认为在“七大论”中，古人把气候与疾病关系如实地记述下来了，因此我们今天仍可以分析和理解其中的道理。只要是有道理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理解。然后在理解的基础上翻译成西方语言，让更多的西方人去了解这一深奥的理论。
       
        记者：您的这些中医翻译著作在西方引起什么反响？
       
        文树德：在20年前，要让西方人承认中医与西医同样是一种医学，就必须一开始多用现代科学术语来翻译中医术语，否则就容易被认为中医虚无飘渺。现在人们逐渐接受了中医的理论和文化。因为既然接受了中医中药，就要尊重中医的历史，所以西方人也开始接受了从文化背景的深层角度来理解和应用中医学。我的翻译著作由于一开始就注重反映中医历史文化背景，力图原汁原味反映中医面貌，因此在一开始并不是很受欢迎。但随着大家对中医的理解逐渐深入，我翻译的著作也就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
       
        这样的翻译研究工作对西方国家了解中医是有好处的。西方的患者和医生大多是从媒体的报道和宣传来了解中医是什么。但很多这样的宣传并没有完全反映中医的历史原貌。我们的翻译研究工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民众负责，告诉人们中医历史和西医哪些是一样的，哪里有区别。
       
        记者：西方人接受中医的程度如何？他们能理解中医吗？
       
        文书德：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人很喜欢中医，很接受中医。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中医的疗效，而往往是因为人们观念的改变。现代的西方人越来越多接受回归自然、接近自然的理念，他们对于科学、物理、化学、环境污染的观念有了重新的看法，相信利用中医中药对他们有好处，因而喜欢中医。其实20世纪70年代西方还没有充分认识中医药的临床效果，就对中医发生了兴趣，这说明中医药一开始被西方接受，主要在于理念改变，与疗效无关。
       
        西方，尤其在德国，人们选择各种疗法非常自由，类似医疗“超市”。这是因为人们的信仰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世界观也不一样，对疾病和治疗的看法也很不一样，所以选择治疗的方式是非常自由的。20年来，中医的针灸、按摩乃至其他国家的传统医学在西方受到欢迎，就是基于西方对医疗的态度。
       
        在德国，对中医感兴趣的人很多。但研究的人、尤其是研究中医医史文献的人还很少，中医和中医历史还没有成为大学的一门学科。西方人对中医的普遍理解也不是很深，他们眼中的中医是一个统一的没有矛盾的阴阳五行理论体系。他们没有意识到阴阳五行理论和中医药各科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同步性。
       
        中国人可以理解西方文化，西洋人也可以理解中国文化，但必须努力，要进行长期的研究。深刻地理解中医的人并不是很多，99%利用中医中药的人把中医当作一种工具，他们可以买中国进口来的中药吃，买在法国出版的中医书籍，但对这个“工具”的文化背景不是很了解。
       
        事实上，在西方的一些中医水平也良莠不齐，有些专家是身怀绝技，确实展现了中医的博大精深；而有些人打着中医旗号，仅仅是为了去赚钱，大概应该算骗子。
       
        记者：您认为中医要得到西方人的认可，并深入人心，还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文树德：这个不容易说。我觉得中医中药在近五、六十年的政策都是跟随那个时候毛泽东的见解，即在与科学和近代技术相联系的基础上发展中医。我们同意这个观点，因为我们没什么别的办法。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人是用取类比象的方法来看身体和疾病。但是用阴阳五行仍无法解决没有电灯、电梯、飞机的问题，而近代化学和物理学让我们不仅有了电灯，还有了中国今天的神舟，这不是因为利用了阴阳学说才让神舟飞上了天的。
       
        当然,我个人认为，按照西方科技来整理研究传统医学，西洋人在20世纪初早已经拿他们本国的传统医学试验过了。事实证明现代科技并不是整理传统医学惟一的道路，还必须尊重中医的文化特质，在研究和发掘的过程中，不要走最终把传统医学改造成西洋医学的道路。这一点也很重要。 (夏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