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赖青颖（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博士）

“Ninty-nine percent of Medicine is what？（医学的百分之九十九是什么？）”走出病房时，黎巴嫩籍的主治医师N大夫突然转过头来问我，他那平时盈满笑意的深灰色眸子里放出凝重而严肃的光芒。这是一天的最后，他刚刚结束了与一位患者家属的谈话，神情里有一丝疲惫。我被他突如其来的问话愣了一下，脑海里浮现出那句关于医学的经典阐释……“To comfort（去安慰）”，我想了想后小心翼翼地答道。“Yes， to comfort……”听完我的回答，他喃喃地重复了一遍，又陷入沉思，慢慢踱步走回了他的办公室。
        望着他的背影，一股莫名的无力感袭面而来。回想刚才那长达半小时的对话，主旨是讨论这位病人是否需要进行透析。病人是一位肺癌晚期全身骨转移的患者，住院期间发生急性肾衰竭，一种这类病人常见的院内并发症，患病一年多来一直是妻子在身旁照料，三个儿女各有家室很少探望，所有重担都落在妻子一个人身上，她已经有些不堪重负了。谈话期间，这位优雅的有着银灰色头发和蔚蓝色眸子的女士几次潸然泪下：丈夫病情加重，脾气也愈加古怪，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她孤身一人苦苦支撑，却无旁人慰藉，已经身心俱疲，但丈夫在清醒时仍表现出强烈的求生欲望，明确表示不同意DNR（Do Not Resuscitate，放弃有创抢救），这让她不知如何是好，内心非常煎熬。
        N大夫偶尔好言劝慰，但大部分时间在认真倾听着，眉心紧锁。从纯粹医学的角度来看，他现在肾功能衰竭，已经出现继发的电解质紊乱与水负荷过重，具有透析指征，但他作为一个癌症终末期患者，接受透析弊大于利，不仅会加重出血和感染风险，透析过程中容易出现循环不稳定等危及生命的急性事件，也并不能改善预后，甚至会降低生活质量，仅仅能维持生命而已；但从患者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他能继续在这个令人眷恋的世界上多停留几天的救命稻草。面对这样的病患，作为医者，我们的内心和家属一样矛盾与煎熬：是否透析，决定权已经不在我们，而在患者与家属的意愿，我们能做的除了尽力支持治疗，只能去安慰。
        在美国实习期间，最大的感受就是这边患者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感非常强，个人隐私及个人意愿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无论患者病情多重，只要是清醒的，能理解病情并做出决定的，所有事情都必须首先跟患者商量，是否告知家属必须经过患者同意。对比国内，由于文化差异，大部分病人常常是作为一个家庭集体的意愿存在着，是否接受某项治疗、是否放弃无创抢救，大多数时候都是由配偶或其他家属决定，尤其对于重病在床的患者，更是如此。初来美国实习，和患者接触首先要做出的转变就是，有事找家属的习惯变成有事找病人。这样直接的对话，在一些坏消息的传递上，有时甚至让我感到残忍。然而，很多时候我最后都惊讶地发现，病人远比我想象中坚强：在经历过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接受的“哀伤的五个阶段”（Denial-Anger-Bargaining-Depression-Acceptance，“Five Stage of Grief”，又称库伯勒-罗丝模型Kübler-Ross model）后，许多患者能够正视自己的病情，做出理性的决定。而陪伴他们度过前四个阶段的，除了亲人和朋友，医生的安慰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能被医学完全治愈的疾病，相对整个人类的疾病谱来说可谓寥寥可数，作为医者在与疾病和死神的拼死搏斗中，我们常常会有手无缚鸡之力的无力感，无论中外，皆是如此。但是，陪伴、安慰和坚持，是我们始终不能放弃的，它们常常才是真正的救命稻草——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E. L. Trudeau医师墓志铭上的这句话再次浮现，我想它应该也刻在了每一个医者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