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衡阳师专学报（社科版）199404 作者：刘晓林
《红楼梦》与《金瓶梅》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两朵奇葩。凡是从事古典小说研究的，总是把二者相提并论，进行比较评判，从各个角度探索其关系，品评其优劣。《红楼梦》尚在创作之时，脂砚斋阅评就多次指出二者的渊承关系。例如“庚辰本”第十三回写贾珍为可卿买棺一事，脂批云：“写个个皆到，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壶奥。”的确，从作品题材到思想内容，从创作方法到人物塑造，都可以看出二者继承发展的密切关系。然而，从中医药描写的角度来审视二书的异同却是一个新的课题。事实上，两部小说对中医药的大量描写，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1．
《金瓶梅》与《红楼梦》中，都有大量关于中医中药的描写，而且都不是无意而为之，都有其价值与意义。纵观二书中的医药描写，有两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第一，二书的作者都精通祖国传统的中医理论，但在具体描写上却大相径庭；第二，两部书作者在对中医药描写方法与风格上也截然不同。正是从这二者统一而又不统一的现象中，我们能窥视到许多秘密。《红楼梦》里的中医药描写是一种严肃科学的态度，诊断则望闻问切，辩证则虚实表里，治法则补泄汗吐，用药则寒热温凉，一丝不苟，分毫不爽。孤立地看，使人觉得就是一个名医写下的脉案；而《金瓶梅》则不然，书中的医药描写，几乎是一种游戏的笔墨，大部分是悖于中医病理药理的，看不到严肃的科学性，尽管书中也有如《红楼梦》中为秦可卿治病的详细描写（如第五十四回任医官为李瓶儿视病）。关于《红楼梦》中医药描写的情况，笔者已作过详尽的介绍，①无庸赘述。这里简要介绍一下《金瓶梅》中医药描写的情况。全书一百回，中医描写七、八十处，其中有详细的描述，也有简略的介绍；然无论什么情况，《金瓶梅》中医药描写有以下几个与《红楼梦》相反的特点：
第一，《金瓶梅》中的医生绝大部分是庸医，而且不是《红楼梦》中为晴雯乱用虎狼药的胡庸医。胡庸医之处方用药，尚有法度，只不过不明患者之特殊生活环境，辩证有误。只顾及了共性，忽视了个性，外感风寒，理当疏散，而晴雯虽为下人，但生活于贾府锦绣丛中，亦不能以劳力者视之，故不能一味施以辛散，而应佐以温补。《金瓶梅》中则比比皆庸医，其为庸，以至于阴阳不明，虚实不辨。全书中有名有姓的医生写了十数个，有的是医官（任后溪），有的是祖传名医（赵龙岗），可无论是谁，都是庸医。
其次，《金瓶梅》中写中医药，用的是一种游戏的笔墨，可谓玩世不恭，荒诞不经。最典型的如第六十一回赵医官为瓶儿作诊治妇科之疾，自称“有一妙方”吃下去便好：
甘草甘遂与硼砂，藜芦巴豆与芜花，姜汁调着生半夏，用乌头杏仁天麻。
这几味儿齐加，葱蜜和丸上一挝，清晨用烧酒送下。
凡稍懂医理之人，一看上面处方，便会哑然失笑。上列诸药，为中药配伍之大忌。中医配伍有所谓十八反，十九畏。“相畏者，爱彼之制也；相反者，两不可合也。”②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喻之曰：“相恶相反同用者，霸道也。”上方药物，多属十八反之列。其中甘遂、芜花反甘草，藜芦反酒，蜂蜜反葱白。况且生半夏有毒，食之杀人；巴豆芜花诸药性大寒峻烈，为医家之慎用。别说瓶儿，任何人服用是方，结果只有死亡。而处是方的赵医官实在非同小可：“祖父为太医院院判，父为汝府良医”，他自己则是“中医典藉”，“无书不读；候脉辨症，莫不通晓”。自称为著名的妇科医生，实则不如那些道士、地仙。第七十九回写西门庆贪欲丧命，临死之前，诸医视之，莫知所云。其病理应滋阴降火，固肾涩精，倒反乱投温燥，“越发弄得虚阳举发，麈柄如铁，尽夜不倒”。更有甚者，郑爱月儿送来一盒鸽子雏儿，以此“兴阳妙药”，怎能不“火上浇油”呢。最后弃医求巫，请来吴神仙点人灯跳神。吴神仙一诊脉息，便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致病祸端：“官人乃是酒色过度，肾水竭座，太极邪火聚于欲海，病在膏肓，难以治疗。”其辩证之确，是《金瓶梅》中所有“良医”难望其项背的。
第三，《金瓶梅》写中医药，相当一部分是荒廖和色情的。荒廖的如所谓的“种子方”，尤其以薛姑子为代表，她为吴月娘、潘金莲等配“种子方”，骗取钱财。种子之术并非《金瓶梅》作者之杜撰，古代书典多有记载，然历代医家均斥之为虚妄。如元代著名医学家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就明确指出无子皆因于病，而非人力所能回天。色情包括对春药的极力描写。蒋竹山自合春药自不必说，典型的是胡僧奉送西门庆的春药，几乎为全书之大关目。西门庆之纵欲以至最终因欲丧身，很大程度上是与胡僧的春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除此以外，还有应伯爵所谓的“紧阴方”（第五十四回），这类方药多见于《玉房指要》和《洞玄子》等常人难以见到的秘藉中。
要之，《金瓶梅》中大量的中医药描写是荒唐而悖于医理病理的。然而又不得不承认作者确实精通医术。之所以这样写，是为全书的思想内容服务的，是与全书的创作风格相一致的。
2．
《红楼梦》与《金瓶梅》对中医药描写的迥然不同的风格，使我们能从中窥视到许多内在的丰富涵蕴。我们决不能把这些中医药描写看作是作者随意之笔，它是作者独具匠心的写作技巧，通过二书中的医药描写，我们可以比较出它们的种种异同：
首先，从中医药描写的不同风格上，我们可以看出二书的创作方法与写作技巧的差异。
毫无疑问，《金瓶梅》与《红楼梦》作者所运用的都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现实主义是从艺术上认识客观现实并在艺术中真实地描写客观现实的方法。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从根本上说，是承认客观现实并承认其规律性可以认识的唯物主义。而且，与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不同，现实主义并不能把艺术形式与客观现实对立起来。无论是客观的内容或是多种多样的生活形式，现实主义都是力求真实地加以反映。现实主义在认识现实现象的本质的同时，也揭示出生活发展的内在规律。参照上面的理论，谁都会肯定《红楼梦》与《金瓶梅》是现实主义的杰作。然而，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下，二部作品都有其独特的创作形式，我们姑且不去探求其隐性意义上的差异，至少，在显性意义上，二者有明显的不同：一是《金瓶梅》较之《红楼梦》色情描写泛滥；二是《金瓶梅》更多地运用了讽刺的手法。色情描写自不必论，就讽刺来说，人们总认为《儒林外史》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讽刺文学，其实，《金瓶梅》也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而且，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金瓶梅》比《儒林外史》早了两百年，可以这么说，《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直接受《金瓶梅》的影响。讽刺，是文学创作中一种常用表现手法，它是用讽刺和嘲讽的笔法描写敌对或落后的事物，有时用夸张的手法加以暴露，以达到贬斥、否定的效果。即所谓“诗人讽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③从大处看，整个《金瓶梅》就是一个大讽刺，即如张竹坡所谓“冷热含针”，西门家族以烈火烹油始，以凄凉苦寒终。西门庆淫他人妻女，而自己小妾又与其婿私通，等等，这一切实在是绝妙的讽刺。以细节言，则通篇讽刺处处可见，这里仅举二例：西门庆的商业伙计，破落户韩光头的儿子韩道国，其人“性本虚飘，言过其实，巧于词色，善于言谈”。专骗钱财为生，因素在街上“掇着肩膊儿摇摆走路”，所以被人叫做“韩一摇”，他的出场极具讽刺色彩，当他正在人前眉舞色飞地自吹自擂时，忽然人们来报告，他的妻子王六儿与小叔子韩二通奸被捉，赤条条地缚在街上示众。这与《儒林外史》的王惠吹牛，家人报告有人来要昨晚关上的人家的小猪，如同一辙。再如西门庆生前，应伯爵这些帮闲跟得很紧，可西门庆一死，各作鸟兽散，生前呼爷叫爹，死后了无人情，更有应伯爵那一篇祭文（八十回），实为千古绝唱。作者运用讽刺手法，目的只有一个，为主题服务，为塑造人物服务，以此来揭露笔下人物可笑可鄙以至可恶的丑陋灵魂。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这种讽刺手法在中医药描写上也是出神入化，妙趣横生。如上所述，《金瓶梅》的作者是很精通医理的，不然，他不会开出中药配伍禁忌的处方来。正因为精通中医药，所以才给怀孕的月娘开列地道的打胎药方。这样写，本身就是一种复合的讽刺，既讽刺了那些自称为良医的庸医，更讽刺了那个黑白颠倒的社会。《金瓶梅》中众多的医生，无一不是作者嘲讽的对象，书中出场最多的任医官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按“医官”乃封建职官名，明以前，只在朝廷设太医局，“有丞，有教授，有九科医生，额三百人”除给皇室成员和朝廷官僚治病外，“太学、律学、武学士，诸党将士疾病，轮往治之”。④明代有所不同，所设太医院、除为皇室及朝庭官僚治病外，还掌管全国医疗事务。同时在地方也遍设医疗机构和医官，《明史》卷七四《职官三》“太医院”条载：“处府、州、县置惠民药局。边关卫所及人聚处，各设医生，医士或医官，俱由本院试遣”。又云：“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官医。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金瓶梅》从明制。任医官是清河县的医官，第七十五回任医官说：“学生该值”。即在县衙中值班从事医疗之意。他是一县医务人员的首领，论理于才于德应该是好的。可他对医术一窍不通，专以胡吹为能事。第五十四回为瓶儿视病，一通大话，不着边际，自吹自擂，恬不知耻。他口口声声不要钱，而骨髓里爱钱如命，唯恐西门官人忘了给钱。第七十六回月娘怀胎受金莲痛骂，牵动胎气，请任医官诊治，诊视之后，他说什么“老夫人原来禀的气血弱，尺脉来的浮涩”之类不切要领的空话。尤其是说尺脉浮涩，更是荒唐。七十六回写的是政和七年丁酉腊月发生的事，即西门庆贪欲丧命的前一个月（重和元年戊戌正月）。此时月娘怀胎已近八个月了。“妇人有子，阴搏阳别……滑疾不散，胎必三月；但疾不散，五月可别。”⑤滑脉是怀孕的脉象。因为妇人怀孕，气血周流晓畅，血液循环加快，脉为血府，血由气生，气血充实，脉搏才往来流利。”而浮脉实为阳脉，在时应秋。《素问·玉机真脏论》说：“秋脉者，肺也……故其气来，轻虚以浮，来急去散，故曰浮。“浮脉是外感风寒所常见的脉象，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气血衰弱的人，虽患外感，由于正气不能与邪气相争，故不显浮脉，反且微细。月娘有孕，疾发于气恼，而非外感，当然不会出现浮脉。即便是外感，而任医官是说她“禀气血弱”，也是难出现浮脉的。尤其是涩脉，它的脉象是与滑脉相对立的，主症自然也与滑脉截然不同，《景岳全书》说：“涩为阴脉，凡虚细微迟之属，皆其类也，为血气俱虚之候，为少气……男子为伤精，女子为生血，为不孕。”一般说来，男子伤精，女子半产失血等症，皆是涩脉。此时月娘正在孕中，又何尝有涩脉呢？“且滑涩二脉，其象截然相反，滑脉往来流利，如盘走珠，所谓滑脉“往来前却，流利展转，替替然，与数相似。”⑥而涩脉之状，“往来滞涩，如雨沾砂”，《素问·脉相精微论篇》王注：“涩者，往来时不利而蹇滞也。”一滑一涩，泾渭分明。历代医家对此二脉所论甚详，且均是二脉对举而论。如滑伯仁说；“涩，不滑也，虚细而往来难，三五不调，如雨拈沙，如轻刀刮竹”。《诊家枢要》说滑脉：“滑不涩也，往来流利，如盘走珠，不进不退。”（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堂堂的任医官，滑涩不分，实在如色盲之不分黑白！其讽刺之深刻，令人击节。以上例子是对医才的讽刺。再看《金瓶梅》中的医生医德又何如呢？只须举一个例子：第十七回蒋竹山为瓶儿视病：“竹山就床诊视脉息毕。因见妇人生有姿色，便开言说道……”。为人视病，目不见病，只见妇人美色！下文又写道：“蒋竹山自从与妇人看病，怀觊觎之心已非一日。”一听瓶儿请他吃饭，马上出发，并在席间多方挑逗，以至跪下求欢。这哪里是一个医生，实实在在是一个流氓。古代医德，有所谓“十全三德”之论，其中有“金玉满堂，观如流水；珠翠盈室，见视浮云”之训，这是做医生的起码道德，可蒋竹山没有，《金瓶梅》中所有的医生都没有。与此相反，在《红楼梦》中找不到这样的医生，这完全可以看出，《红楼梦》是严肃的现实主义。形成这种差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环境与时代文化氛围的因素，也有作者自身的的原因。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家。
3．
如上所述，《金瓶梅》与《红楼梦》在创作方法上有不同特征。然而通过对中医药描写的分析，我们还可看出这两部小说思想内容相通之处，并深入探究二书作者世界观的差异。
尽管二书的作者是谁众说不一，但可肯定，他们都属于封建文人，即使落魄，就其世界观来说，是应归属于封建统治阶级思想范畴的，这一点是相同的。但由于二人的时代环境和自身生活经历不同，其思想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同中有异的主要内容，就是二书都有佛家的“色空”思想。也就是说，“色空”观虽不是二书的唯一内容，但都是重要内容。
首先，我们看《红楼梦》。对其主要思想内容，历来众说纷纭，然自解放尤其是“文革”之后，“阶级斗争说”、“封建崩溃论”是为定论。其实，这是我们文艺批评至今未摆脱“左”的束缚的一种表现，还不能真正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评价作品，往往不把作品放到当时的时代去加以考察，而是贴上臆造的时代标签，诚然，《红楼梦》与《金瓶梅》一样，深刻揭露了那个时代的种种罪恶，也反映了封建社会崩溃的必然趋势，但这恐怕不是作者的写作本意，至少不是主要写作目的。无论从哪一方面去考察，对于封建社会，曹雪芹是“补天派”而决非“变天派”，他是要极力维护那个社会的，只是在实际创作中，由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纠正了他思想上的误差。这正如恩格斯论述巴尔扎克的创作情况是相似的。⑦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作品思想内容的复杂性。任何一个作家，包括曹雪芹在内，不可能摆脱他所生活的那个特定时代的影响，更不能超越时代去杜撰生活；在各自的作品里，一定会打上时代与自我的烙印。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曹雪芹尽管境遇悲惨，晚景凄凉，但对整个封建制度没有一种彻底的叛逆态度。他对那个社会是依恋的，只不过因不能容于那个社会而有了牢骚与愤懑，又由于遭受家庭变故而产生了一种消极与虚幻。所以，表现在《红楼梦》中一个主要的思想倾向是“色空”观。这种判断并非新论，而是“新红学”中一个重要命题。只是当代红学研究一直把“色空观”斥之为“宿命论”、“历史局限性”是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致使这一具有深刻意义的命题成为红学的禁区，这确是《红楼梦》研究的遗憾。事实上，“色空”观念确是曹雪芹一个基本思想意识，也是《红楼梦》思想间架的一个重要支住，是全书内在哲理的逻辑起点。它积淀着、反映着古代对世界观存在的本体和事物变化的若干认知观点，又是作者从对现实生活的感性把握出发对旧观念的扬弃和改造，从而体现了曹雪芹新的思想意识。”⑧作为全书总纲的第一回，《红楼梦》一开卷就说：“……因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其事隐去。……那红尘中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持；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个字紧相联属，瞬息间则又乐极生悲，人非物换，究竟到头一梦，万境皆空，倒不如去的好。”此句中“万境皆空”，脂批云“四句乃一部之总纲。”这条批语是十分重要的，而过去往往被人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众所周知，脂砚斋参予了《红楼梦》整个创作过程，对作者的创作意图是非常了解的。在此作如是批语，很明显是道破作家的创作思想与动机的。我们再看全书出场的第一个人物甄士隐，他是一个极守本分的人，且生活恬淡，不念功名。可是，唯一的女儿无端被人拐走，旋被大火烧了家产。所谓时运不逢，便忽成乞丐一般，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脂砚斋提示我们，这是在看贾家“大荣枯”前一段甄家的“小荣枯”，也即表现了作者对世事难料、荣枯不定的社会瞬息万变而产生的“色空”思想。尤其是《好了歌》及《好了歌注》，不管怎样去肢解或曲解，谁也不能否定它是“色空”观念的集中表现。正如那道人所言：“可见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这“了”便是结，即禅悟之后的觉“空”。就是这种“色空”观念贯穿了整个作品。
至于《金瓶梅》，作者的“色空观”更是直接了当地随处可见。开篇诗即戒财戒色之箴言，从“情色”上入笔，叙述项羽虞姬、刘邦与戚氏之悲惨爱情故事，大发议论，归结一诗：“刘项佳人绝可怜，英雄无策庇婵娟。戚姬葬处君知否？不及虞姬有墓田。”还说“单说看情色二字，乃一体一用，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似。”书中几次引用《金刚经》“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的话，张竹坡氏于是句评曰：“是一部大主意，大结果，大解脱。”有人归纳统计过，在《金瓶梅》一百首回前诗和格言中，有三十多首直接宣扬“功名盖世，无非大梦一场”，“善恶到头终有报，高飞远走也难藏”的虚无思想和宿命论思想。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五十一回，西门庆宅中众女眷听薛姑子演颂《金刚经仪》。
盖闻电光易灭，火石难消。落花无返树之期，逝水绝归源之路。画堂绣阁，命尽有若长空；极品高官，禄绝犹如作梦。妻孥无百载之欢，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黄泉，空榜扬虚假之名，黄土埋不坚之骨。田园百顷，其中被女儿争夺；绫绵千箱，死后无寸丝之分。青春未半，而白发来侵；贺者方闻，而吊者随至。苦苦苦！气化清风尘为土。点点轮回唤不回，改头换面无遍数。
这是最明白不过的“色空”观念的阐释。可以说这就是《金瓶梅》的《好了歌注》，集中地表露了白云苍狗、世事无常的思想。而且这样明确宣扬“色空”观念的文字在全书中并不止此一处，如第六十五回关道官迎殡悬真时，第六十六回黄真人炼度荐亡时，第八十八回五台山行脚僧的念词中等等，都有同样的内容。从以上完全可以看出，“色空”观念是作者一种基本的思想倾向。
然而，二书所表现的“色空”观念又不是完全相同的。概而言之，《红楼梦》是作者感喟己家之兴衰，自愧“补天无术”，觉悟“色空；《金瓶梅》作者乃叹世间之污浊，深感“天垮”而不可补，觉悟“色空”。前者自悟自叹，后者叹世劝世，所以《红楼梦》不象《金瓶梅》，《金瓶梅》中人物结局悲惨，但是罪有应得，恶有恶报；《红楼梦》是无论美丑，无论善恶，都是悲惨结局，直“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它不只是如《金瓶梅》“把丑恶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更重要的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所以，可以说，《金瓶梅》是悲喜剧，《红楼梦》是最深刻、最彻底的悲剧，为此也就决定了它的思想价值是《金瓶梅》所不及的。
上述思想内容的差异，在中医药描写中明显地看出来。《红楼梦》无论什么人，什么病，亦无论良医庸医，到头来均为一死，可卿、秦钟、贾瑞、凤姐、黛玉、晴雯等，不同人物不同症候，最终“千红一窟”、“万艳同杯”，原来一切皆空。《金瓶梅》则不然，人性各一，病疾不同，有能治之病，然国无良医！有不治之疾，孽由自作！如此也一切皆空。中医文化在文学作品产生如此的艺术表现作用，真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注释：
① 《＜红楼梦＞中医药描写与人物性格刻划》，《衡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
② 汪昂《本草备要·总义》。
③ 《文心雕龙·书记》。
④ 《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四》。
⑤ 《医宗金监·四诊心法要诀》。
⑥ 《脉经》。
⑦ 李昌集《历史的渊源与时代的新意》。
⑧ 张俊《试论（红楼梦＞与＜与瓶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