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众医药网
一、医史学研究
(一)医学史研究机构的发展
我国有医史研究专门机构从1951年始创，即设于中央卫生研究院的中国医药研究所医史研究室。195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该研究室并入而成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研究室在中国医史学家李涛、陈邦贤教授的主持下，在编写高等医学院校医史教材、举办医史师资训练班，培养医史专门人才，进行名医遗迹调查和开展医史科研、交流学术经验等方面做了许多创业性的工作，为中国医学史之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82年，鉴于该研究室所做的成绩及医史研究发展的需要，该室升格建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由李径纬先生任所长。组建了四个研究室，即通史研究室，少数民族医史与东西方比较史研究室、基础文献研究室与临床文献研究室。同时成立了中国医史博物馆等。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与《中华医史杂志》也挂靠该所，在卫生部等有关部门的重视下，先后举办了两届全国医史科研教学骨干进修班。从1978年开始至今，全国所有高等中医药院校及30多所西医高等院校建立了医史教研室(组)。同时，有八个省市中医药研究院建立了医史(文献)研究所(室)。北京医科大学在充实了我国最早的医史教研室同时，还创建了第一所医史研究中心。全国相继有20多位医学史正、副研究员及正、副教授，培养医学史硕士、博士研究生近百名。近年来还接受国外博士研究生进修和招收培养国外博士研究生，使医史科研力量和专业队伍素质得到提高。我国的医史专业人员和兼职医史科研人员从五十年代的50余位，增加到九十年代约500位，形成了具有相当力量的医史专业队伍。
除专门的医史研究所(室)外，北京医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的医史教研室，在完成医史教学的同时，在世界医学史、东西方比较医史，中国医学史，医史理论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等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医史学术研究的发展
1、医学史的理论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但在八十年代以前，仅就医学起源与医学分期问题有过一些研究与讨论。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医史界不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并开始重视医学人物如何评价的问题，而且开始探索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和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1983年祝长坦等认为人类医学与动物的本能救护行为之间有“继承性”,提出了“医学起源于动物本能，劳动创造了医学”的观点。同年，唐民浩提出了古猿的本能救护是医学得以发生发展的基础，而劳动是人类医学产生的动力，人类医学的产生过程和古猿向人类进化的过程是同步的。此外，对一概否定巫与医学发展关系的论点也作了积极的修正。认为巫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时期，才有脱离劳动生产的“巫”产生，医疗早在巫之前就存在了。这些论点为我们综合考察这一理论问题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关于医学史的分期问题，过去多按上古、中古、近世、现代分述我国医学发展的历史，也有按历代王朝兴衰而分述为春秋、战国、秦汉、魏晋、隋唐、宋金元、明清、民国等。五十年代后，学者又多采用社会发展史之原始、奴隶、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等分期法，虽然有其进步意义，但这些分期法的共同缺点是难以确切反映我国医学发展的时代特点，也难以体现医药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由甄志亚主编的高等医药院校《中国医学史》(1983)教材则划分为：医药的起源，早期的医药卫生实践，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医药学的全面发展，医学各科的突出成就与金元医家的创新，医药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发展，近百年的中国医学。尝试既能体现出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又能反映出一定的时期概念。
关于医史人物如何评价问题：对医史人物的评价必须符合实际，所下的结论必须客观中肯。六十年代以后，该问题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有一些专题论述发展。李经纬在“论《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编写诸问题”(《中华医史杂志》1994年第1期)一文中则很明确地提出了关于评价医史人物的几条原则：①必须全面占有资料，更重要的是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比较可靠的看法。②不要回避矛盾。③不为前人的结论所惑，避免人云亦云。④予以历史的评价，一分为二，有褒有贬，防止绝对肯定或全盘否定。⑤要抓住主流。关于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及其与外在因素的关系的研究。
这可以说是近10年积极开展的新的研究领域，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例如赵璞珊《对中国医学形成的一些看法》，廖育群《汉以前脉法发展演变之源流》等文探讨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问题，李经纬《传统医学发展与政策因素》，张瑞贤的《试论北宋政府与医学的关系》(《中华医史杂志》19郑金生《宋代政府对医药发展所起的作用》等文探讨国家政策对医学发展的影响。鄢良、张志斌《儒学与中国医学之发展》，张知寒《医儒关系略论》，探讨了儒学对医学发展的影响。张志斌《古代疫病流行的诸因素初探》，王三虎《社会因素对中药文献的影响》，郑怀林《秦汉时期风俗习尚与医药文化》等文则从各个方面分析了社会因素对疾病、医学、药学的影响。甄志亚《关于我国医学史研究目的和任务的回顾与探索》，吴云波《试论中医史研究重心的转移》等文章则探讨了本学科的任务、职能与工作的重点。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专著。如李经纬、鄢良、朱建平的《中国古代文化与医学》和李良松、郭洪涛《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都从古代哲学、科技、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与中医药学的关系方面来探讨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发生发展，作出了有益的尝试。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是一部论述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不可分割之关系的重要著作。
2、医学通史的研究：
中国医学通史的最早著作是著名医史学家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他的医学史于1932、1954、1957年多次修订，并有日文译本。在此之后有较大影响者还有王吉民、伍连德合著《中国医史》，以及李涛《医学史纲》等著作出版。近40年来，较早的有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学史》该书虽然终未能正式出版，但印数10万，发放全国各省市县医学单位，恐怕是世所仅有。70年代以后，由于医史研究工作的发展，医学通史著作不断出版，如刘伯骥《中国医学史》，贾得道《中国医学史略》，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赵璞珊《中国古代医学》，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李经纬、程之范主编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李经纬等《中国古代医学史略》，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李经纬主编《中国古代医史图录》等等二十余部医学通史著作先后问世。这些著作虽有大同之处，但也各有特色，使我国医学通史的研究不断深入。
3、疾病史的研究：
较为突出的是范行准撰《中国病史新义》约90万字，填补了疾病史专著的空白。此外，冼维逊《鼠疫流行史》则属于单个疾病史的专著。
4、专科史的研究：
40多年来专科史的研究成绩是相当显著的。在七十年代以前，尤为突出的是外科史。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骨科史和针灸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至九十年代专科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全面铺开，在各科领域中几乎均有专著或专论。除了以上临床各科以外，在诊断史方面，尤对“辨证论治”发展状况的探索颇具独见。中医诊断历来十分重视脉诊和舌诊，不但相当系统地调查研究了脉诊，舌诊的历史渊源，而且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予以总结研究，具有一定的弘扬，开拓作用。本草史的研究历来在医学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40年来，在本草通史，药物炮制溯源及发展史的研究，药物度、量、衡历代变迁演变的考证，药物制剂的发展和进步等等方面，均有很多质量较高的论文论著发表。中药史方面有国际影响的课题是关于炼丹史之成就，这一研究以确凿的论据，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炼丹的国家，是世界化学制药的先驱，以及在世界化学史上取得卓越的成就。
5、近现代医学史的研究：
近现代医学史的研究也活跃起来，许多学者提出一些观点，见解与以前存在的问题。如邓铁涛《对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认为近代中国的命运是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历史、社会背景紧紧相连的，所以研究中国医学近代史必须首先透彻地研究我国近代的历史背景。甄志亚《试论中国近代医学的文化背景与特点》指出研究近代医史首先要研究近代历史，特别要研究近代文化史，由此出发去探索医学发展的轨迹。近年来出现的近代医学史研究的专著，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学术水平。
6、医疗技术史的研究：
在五十--六十年代我国医史学者就在这方面有过卓有成效的探索，近二十多年来，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关于外科手术，李经纬发表了多篇论文，如：《诸病源候论》、《新医药学杂志》等等，对东汉末华佗的麻醉术及肠部分吻合术，腹部肿瘤切除术，隋代《诸病源候论》中记载的肠吻合术，大网膜坏死组织切除术，血管结扎术，以及明清时期肛门闭锁，阴道闭锁及包皮过长等先天畸形等外科手术治疗技术等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肯定了其先进性和科学性。
7、关于医史人物的研究：
历来是医史研究的重点内容。近40多年来见于期刊，报纸专论医史人物的论文有4000余篇，涉及的医家有300多人，为医史学者研究最多者当推扁鹊、华佗、张仲景等共30余人，其中尤以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傅山、叶天士、王清任为最多，有的近百篇，有的甚至超过数百篇的研究论文或纪念文章报导。我国各地相继举行了许多位著名医家的纪念活动，年征的论文都很丰富，从而对医史人物之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8、世界(国外)医学史的研究。
五十年代初，《中华医史杂志》增设了世界医史专栏，开始刊出这方面的文章。当时，苏联医学史受到特别的重视，至五十年代末，该专栏所发表的世界医学史研究论文以讨论苏联医学史的占40%。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我国西医史专业教研人员增加很快，世界医史的翻译、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世界医史的译著有马伯英等翻译的《世界医学五千年》，北京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主译完成李涛教授1953年组织翻译的卡斯蒂格略尼(A Castiglioni)《世界医学史》，于八十年代由程之范教授等完成出版了第一卷(1986年，商务)，对于研究世界医学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国学者自行编写的世界医学史著作有程之范的《世界医学史纲要》，郭成圩的《医学史教程》，姒元翼、龚纯主编的《医学史》(1988年，湖北)，近年还有谢德秋编著，程之范审阅的《医学五千年•外国医学史部分》。这些著作大多是面向医科大学生及医史初学者、爱好者，对我国世界医学史的普及和教育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980年，《中华医史杂志》复刊后，仍设有世界医学史专栏，发表了多篇世界医史的论文。
9、国内外的医史学术交流。
在改革开放以前，医史研究的学术交流基本限于国内。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发生以后，不仅国内交流明显多于过去，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也逐渐增多。近几年来，我国已有近十八次参加了日本一年一度的东西方比较医史会议，就有关医药卫生、教育及各学科的发展等等方面问题报告论文与进行研讨。近几届的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也有不少的中国医学史学者参加，我国学者应邀到国外进行考察讲学或国外学者来我国进行访问交流的近年来也有增加，如加拿大医史学家Don G.Bates，美国宾州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席文，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所长文树德教授，以薮内清为团长的日本医学科学史访华团，日本学者宫下三郎等国外著名学者来华考察访问或进修交流。1992年8月，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医学史学术交流会。
(三)医学考古、出土文物研究与医史博物馆名医纪念馆的建立
1、考古文物中发现的医药器具，药物及卫生设施。
1973年在河北蒿城十四号商墓中出土的石镰是现知最早的医疗专用器具，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出土有医针9枚。其中金针4枚均完好，银针5枚已有残缺。钟益研《西汉刘胜墓出土的医疗器具》经研究确定其中有锋针、毫针、银针、员针等，此墓中还同时发掘出其他的制药铜盆、铜滤药器、银灌药器、铜药镬和铜药匙等医药器具，反应出当时的医疗水平。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王王府遗址出土的窖藏文物中包括有较多的医药器具，耿鉴庭《从西安南郊出土的医药文物看唐代医学的发展》认为其中有制药工具还有贮药和服药的器具，其中石榴罐可确证在唐代已普遍使用蒸馏技术。林士民《浙江宁波出土的唐宋医药用具》介绍了浙江宁波唐宋文化遗址和五代至北宋的窖址中清理出的石质，漆木质、瓷质民间医药器具30余件。至明代的医疗器具则更为精巧，如1974年江苏江阴明初夏王，墓中出土有铁柳叶形外科刀，平刃手术刀，剪、铜镊子，鬃药刷及瓷淋洗壶。江阴县文化馆《江阴县出土的明代医疗器具》认为其中柳叶形外科刀已与现代手术刀相似，瓷淋洗壶则近似于现代眼科玻璃洗壶。该墓还发现明代银丝纺织的锥形疝气托，其作用与现代所用疝气带相同，是一种辅助性的医疗器具。考古出土的药物也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浙江博物馆自然组的学者通过考证发现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植物49种，又如河北商城高墓出土的郁仁等药物种子，马王堆一号汉墓发现的九种药材。1974年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中，有降真香、擅香、沉香等4700余斤，此外还有少量的胡椒、槟榔、乳香、龙涎香、玳瑁等均为反映宋代中外药品交流及贸易的宝贵史料。
2、出土的医药文献。
近40年来，我国出土的医药文献较多，学者们所做的研究工作也不少，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关于甲骨文中的医药内容研究，胡厚宣《殷人疾病考》、陈世辉《殷人疾病补考》、詹鄞鑫《卜辞殷代医药卫生考》，张长寿《周原考古的新发现》都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李良松的《甲骨文化与中医学》更提出了“甲骨医学”的新概念。关于铭文石刻，1949年后天津市曾征集到一件玉佩，上有铭文45个字。郭沫若《古代文学之辨证的发展》认为此铭为战国时期导引家所佩带之“行气玉佩铭”，其铭文内容体现了呼吸吐纳一周期的全过程。此后，沈寿《行气玉佩铭今译与研究》对铭文内容作了进一步解释。有关石刻医书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北京出土的《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碑残石5方。于柯《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的发现》认为此即宋代天圣年间原刻，是研究针灸和宋代医学教育史的重要文物。刘敦愿《汉画像石上的针灸图》以为此像反映古代扁鹊行医的神话，定名为《扁鹊针灸行医图》。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有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等共14种，此后即掀起了研究这批古医书的热潮。1972年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医简《治百病方》，据甘肃省博物馆考证内收医方30余个药物近100味。治疗内、外、妇等科疾病，是当时医家治验及实用方剂的珍贵记录。此外，西安汉代长安宫殿废墟中也曾掘到一批竹简，戴应新《解放后考古发现的医药资料考述》认为从已识别的文字得知，有些是医案式医方。如“冯宗山女方”等，可以旁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述的“诊籍”在汉代有一定普遍性。
3、医史博物馆的建立；
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其前身是中华医史学会所举办的医史博物馆，筹建于1938年。1947年通过的中华医史学会章程明确指出中华医史学会医史博物馆与图书馆为医史学会与中华医学会的共有财产。1953年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迁京，医史博物馆委托上海市卫生局和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领导。该馆在医史学会前辈王吉民等领导下收藏有大批珍贵之医药卫生文物和早期医学期刊杂志等。1959年该馆转由上海中医学院配备专人管理，使之得到了新的发展，并向国内外参观者开放。陕西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虽筹建于1976年，但地处古长安、咸阳，征集文物之条件十分有利。1978年即设馆陈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研究所的中国医史博物馆，筹建于1978年，收藏品已达3000多件。此外，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甘肃中医药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等也先后建立了医史博物馆或陈列馆。
(四)医史学会的创立与医史学研究
医史学会由王吉民、伍连德、伊博恩(美)、胡美(美)、李友松、海深德等发起成立医史委员会，推王吉民为主席，伊博恩为秘书，李友松、杨济时、胡美为委员。医史学会1937年举行第一届大会，伍连德发表了题为《中国医学史过去与现在之趋势》等八篇论文。会议公推王吉民任会长、李友松任副会长、伊博恩为秘书。组成第二届医史学会委员会，会议还修订章程、细则等，提出工作大纲计有搜集医史有关之文献；发行医史杂志；翻译中医典籍；刊行会员研究心德；建立中医图书馆；创办医史博物馆等。1940年国际医史协会承认医史学会为会员。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7年5月8日于南京召开了医史学会第二届全国大会，包括伍连德及伊博恩等20多人到会，发表论文22篇，我国医史学家陈邦贤、王吉民、李涛以及医史爱好者候祥川、鲁德馨等报告了他们的研究心得。会议批准美国医史研究院斯格里院长、南洋伍连德博士为名誉会员，并通过呈教育部通令各医学院与医专规定医史为必修课案。选举医史学会第四届委员会，王吉民、李涛连任正副会长。候祥川为秘书，宋大仁为会计。1947年通过的中华医史学会章程指出：本会为中华医学会专门学会之一；医史博物馆及医史图书馆为本会与中华医学会共有之产，其管理之责由本会担任之。章程强调：“本会以提倡医史研究、整理医学文献、保存医史文物为宗旨”。
1950年9月在中华医学会(上海)举行医史学会第三届大会，大会选出余云岫，李涛、王吉民、范行准、朱恒璧、刘永纯、金宝善七人组成医史学会第五届委员会，中华医史学会理事会，李涛任理事会主席，王吉民、余云岫任副主席，范行准任秘书，朱恒璧任会计。会议还通过设定医史教材编辑委员会，会员发展到76人。李涛教授于1935年5月与同道共同发起成立中华医史学会，连任副会长四届，本届被选为会长。
1952年12月28日，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北京分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李涛报告中华医学会第二届大会医史学会改选，宫乃泉任主任委员，李涛任副主任委员。会议决议《医史杂志》由北京、上海两分会各担任稿件一半。1954年2月9日，由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召开“关于开展中国科学史研究工作座谈会”，李涛副主席应邀参加了座谈会。竺可祯副院长在报告中强调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强调了医药学史研究之重要。
六、七十年代，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已完全停止了全国学术活动。直至1978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经纬与北京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主任程之范，积极筹备学会复会、杂志复刊，在卫生部科教局陈海峰局长与卫生部钱信忠部长的热情支持下，经中华医学会上报卫生部、中国科协批准，1979年9月10-14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医学会全国医史学术会议。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五届全国学术会议，于1984年11月13-18日在福州举行，我国当代医史学家贾得道以《中西医发展的比较研究》为题、姒元翼以《医史学是从历史现象来研究整理医学发展规律的学科》、蔡景峰以《论民族医学史的研究》为题等，发表了他新的研究论文。会议一致通过了李经纬副主任委员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出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八届委员会。新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一致推选陈海峰连任主委、程之范、耿鉴庭、李经纬连任副主委，这次会议为学会成立医史教学学组创造了条件。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六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于1986年9月7-9日在黄山市举行，本次大会学术报告采取有准备的每题选两位专家评论的方法以活跃交流，提高学术会议质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七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于1987年12月15日在昆明举行，会议以少数民族医史研究交流为中心，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蒙、维、回、朝、白、壮、彝、苗以及汉族医学者近百人，会议选出研讨藏、蒙、彝、壮、朝、维、回、畲、苗、土家、布依、鄂伦春、黎、纳西、拉祜以及古代匈奴、契丹等民族之医学史论文67篇，其中14篇作为大会宣读交流。其内容涉及各少数民族医药的各个方面。包括多位民族医学者组成了少数民族医史学组。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八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于1988年12月7-10日在山东泰安举行。本届会议以研讨交流近现代医学史为中心，代表们畅所欲言，对多年来存在的过高评估太平天国医药卫生，对传教士医生缺乏一分为二，对国民党时期医药卫生未作深入调研等提出了新观点，新见解，新意见，从而提高了认识，进一步发扬了学术民主，为学会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得到代表们的称赞。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九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于1990年5月16-19日在苏州举行。会议以中医学在近代之发展与传出，现代医学的传入以及在中国之发展为中心，对我国近代中西医学之发展及相互关系，如何评估教会医学之医疗教学以及学派之论争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十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于1992年8月19-22日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是1979年医史学会复会13年历次学术活动的一次总结提高的会议，也是中国医学史上首届国际中国医学史学术会议。有来自日、美、法、德、英、奥、韩、以色列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医史学者42名。我国著名医史学家范行准、耿鉴庭、程之范、李经纬、蔡景峰以及台湾那琦教授，哈鸿潜教授等参加了大会。国外著名中国医史学家有英国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所长文树德，日本吉元昭治、潼川岩、韩国郑遇悦，法国亚洲医学研究会主席戴思博等39位教授、博士等医史专家光临。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第十一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于1994年在重庆举行，会议以疾病史研究为中心。
至此，医史学会复会时所规划的学术活动计划已全部完成，中国医史研究领域因前贤耕耘而有一定基础的通史，名医传研究等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与提高，对一些比较薄弱或空白领域如医史学理论研究、少数民族医史、近现代医史等等，由于学会的提倡与引导，呈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成长了一批中青年学者，特别是少数民族医史学者的成长，从人才、成果方面检验都令人满意，发挥了学会的开拓性优势。
本届大会在会前通讯选举的基础上，召开了由31人组成的第十届医史学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一致推选程之范教授为名誉主任委员，李经纬教授连任主任委员，宋之琪、傅维康、梁峻为副主任委员，常委由李经纬、宋之琪、傅维康、梁峻、傅芳、甄志亚、张慰丰、朱建平、洪武娌、王三虎、李志平组成。本届委员会除吸收三分之一的中青年代表，使委员平均年龄降至58岁外，还选举特设了中青年委员5人，明显的使医史委员会实现了老、中、青结合的年轻化目标。
此外，学会还在1995年召开地方医学史与卫生志编撰经验交流，1996年与陕西医学会合作，筹办“海峡两岸中华医药文化研讨会”等。
(五)《中华医史杂志》学术水平不断提高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于1935年筹备创立时，就在自己的章程中提出创办发行《医史杂志》为其宗旨之一。然而，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经济困难，于1936-1947年间，尚无力创办独立的刊物，只能在《中华医学杂志》中文版刊出医史专号5期，《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刊出医史专号4期，使会员之研究成果得到及时的交流，而且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扩大了中国医学史研究在国内外的影响。
1947年《医史杂志》季刊创刊，这是东方仅有的医史专门杂志。《医史杂志》第一届编辑委员会由余云岫等五人组成。总编余云岫，王吉民为主干，委员有伊博恩(美)、李友松、范行准组成。1949-1950年因故停刊。1951年推荐、选举成立《医史杂志》第二届编辑委员会至1952年，前后共4卷，13期(有合刊)，1951年第三卷第四期因余云岫辞职，改由王吉民任总编，范行准为编辑委员会负责人。委员有李涛、陈耀真、候祥川、章次公、杨济时等10人组成，本刊于1953年根据中华医学会总会决议，自第五卷第一期起改名为《中华医史杂志》，由傅连璋会长题写刊名。从该卷起，杂志由上海、北京两分会各担任稿件一半，增加北京江上峰、鲁德馨、贾魁为编委会委员。第三届编辑委员会由李涛等12人组成，《中华医史杂志》总编由李涛担任。由第二期起，杂志正式迁京，编辑部设在北京医学院内，改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杂志每期印数由500增加到1500，并逐期逐年上升，影响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1956年有关部门为了给保健组织交流学术提供阵地，将1957-1958年《中华医史杂志》改名为《医学史与保健组织》，继续从季刊编辑出版。该志虽另列卷期，但我们考虑到延续性，1957年作为第8卷，1958年作为第9卷。编辑委员会作了新的调整，本届编辑委员会应为第四届编委会。
从1959年起，《医学史与保健组织》杂志又与《中华医学杂志》合作，改名为《人民保健》，实际上已明显削弱了医史学杂志的份量，每期只有1-2篇医史论文发表。因此，学会1979年复会与《中华医史杂志》于1980年复刊之际，学会领导几经讨论，在确定刊期时，决定《人民保健》不正式计入《中华医史杂志》的卷数系列。
《中华医史杂志》停刊22年后，于1980年正式复刊，重新确定复刊时的杂志为第10卷，刊出两期，经选举推荐成立了复刊后第一届编委会，即《中华医史杂志》第五届编辑委员会，编委由陈海峰等17人组成，陈海峰任总编，程之范、李经纬、耿鉴庭任副总编，医史界著名学者大多参加了编委工作。杂志根据学会学术活动计划安排自己的编辑中心，采取中国医史研究与世界研究相结合，医史研究与文献研究相结合，会议组稿与个人约稿相结合，约稿与自由投稿相结合，发表老专家专著与中青年特别是硕士、博士论文相结合，加强了医史薄弱领域之学术研究，鼓励偏远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医史调查研究，重视全方位促进医史科研、教学的提高与繁荣，扩大中国医史研究在国内外的影响与交流，积极为培养中青年一代医史人才创造条件，促进中国医学史研究队伍的壮大与成熟。
《中华医史杂志》第六届编委会于1985年经改选正式成立，本届委员会连选连任，其组成与总编、副总编分工同上届。从1985-1988年间，杂志上稿继续上升，论文刊出率下降，高水平论文继续增加，在国内外发行量也不断增加，最高印刷数曾达7814册，1986-1987年每期印刷稳定在7519册，特别是国外定户突破100大关。由于医史界广大学者的努力，研究生培养，学会的大力提倡，医史研究领域显著扩大，近代医学史、现代医学史、少数民族医学史、医史学理论研究、行业、地方医学史调查研究等等，由于杂志的提倡，刊出率明显的增加。《中华医史杂志》在坚持学术民主，提倡学术争鸣，活跃医史学术等等方面，均获得了较好的成绩。然而，正在这样日益发展的情况下，杂志在总会经济日益困难，《中华医史杂志》每期都要赔款的情况下，不得不以35%的较大幅度提高定价，甚至于1989年定价上涨了一倍多，由1.12元一期上涨到2.40元一期，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中华医史杂志》在版面，印张等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由每期0.50元上涨到每期5.00元，使杂志定户大量减少。
《中华医史杂志》第七届编委员在上述不利情况下，于1989年经推荐选举换届成立。第七届编委会由程之范等18人组成。在第九届学会委员会与第七届杂志编委会的共同努力下，虽然《中华医史杂志》，由于年年大幅度提高定价而定户锐减，印刷量不得不大量减少而跌入低谷，最少时由近8000降至2500多册。1991年先后应美国《史学文摘》之要求摘登我们杂志的论文摘要，又应《美国历史与生活》杂志之要求，将我刊目录索引收入该刊。
《中华医史杂志》编辑委员会于1995年换届改选由李经纬等23人正式成立了第八届《中华医史杂志》编委会。李经纬任总编，蔡景峰、张慰丰、陆肇基任副总编，程之范为名誉总编，常委会由程之范、李经纬、蔡景峰、张慰丰、陆肇基、甄志亚、宋之琪、傅芳、梁峻、朱建平、黄健、马堪温、韩刚、张大庆等组成。明显的特点是扩大了编委会，扩大了常委会，主要是在充分发挥老专家作用的同时，较大幅度地将中青年专家推到委员会进行培养锻练。
二、文献学研究
(一)奠基阶段(1949～1966)
1955年底，在卫生部的领导下，建立中医研究院，其下设立偏审室。除编审室外，在上海还有中医文献馆，也是肩负相似任务的另一个中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基地。这两个机构是我国文革前两个中医文献研究中心，做了大量中医文献整理研究工作。
六十年代初，经过数年的努力，对全国中医图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摸底。参加这项工作的包括省、市、自治区、省辖市的公共图书馆、医药研究机构、高等医药院校、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的图书馆等共五十九家图书馆，由中医研究院和北京图书馆带头，对我国现存的古今的中医药图书进行了普查，并分类编目，于1961年编成并出版了《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全书计收入中医药图书7661种，分为医经、藏象骨度病源、诊断、本草、方书、伤寒金匮、温病、临症各科、针灸、养生护理按摩、综合医书、丛书全书、医案医话医论、医史、法医、兽医、工具书等十多类书。这是对我国现藏中医古籍宝藏的收藏情况，包括收藏单位，版本情况，促进中医图书研究，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停滞及缓慢发展阶段(1966～1976)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医文献研究来说，如其他的科研工作一样，陷于停顿状态。
直到七十年代初期，这方面的工作以一些科研工作者对中医名词术语的整理研究为标志。由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广州中医学院(现广州中医大学)的科研工作者合编的中医工具书《中医名词术语选释》于1973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此书选中医常用名词术语4285个，收藏了除中药、中医人物、经穴之外其他各科常用名词术语。这是中医文献工作恢复的先声，也为后来中医药大型工具书出版工作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值得着重提出的是对一些出土的古代医书的整理研究。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柏树公社旱滩坡的汉墓中，出土了一批汉代医学简牍计92片。经研究，其时代约为秦汉或更早一些。这一批简牍计载治病方剂约百首，故又名《治百病方》，对该简牍的排列次序进行了研究，得到了较好的复原。对简牍中的医学理论，临症各科辨证，方剂配伍、药物性能及用途以及有关治疗方法的章句注释，出处考证等，均做了较深入的研究，并于1975年整理成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武威汉代医简》。1973年，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幕出土了一大批帛书或竹简古医书，经研究，该墓葬系公元前168年营造，而这一大批古医书之著作年代则为秦汉之际。其中的医书经鉴定研究并予以命名，计有《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及《天下至道谈》等十余种。其中的《五十二病方》在这一阶段得到充分的研究和阐发，该书在七十年代末也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76年中，由卫生部组织的“西藏医学文献调查小组”进藏，对由于文革冲击而被束之高阁的大量藏医古文献进行调查，其重点调查研究了《四部医典》及八十幅彩色医学汤卡系列。这一工作为其后藏医文献以至于藏医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蓬勃发展阶段(1977～至今)
1、建立文献研究机构
1980年，医史文献研究室升格建所，成为我国第一个文献研究所，其下设立基础文献研究室及临床文献研究室，以不同角度对我国的中医文献开展研究工作。
除上海市中医文献馆恢复于1982年设制外，全国各地中医药院校、中医药研究机构均先后建置文献研究部门。到九十年代初，已在全国建立约四十个中医文献专业单位，包括所、室、馆，其中有北京，上海的老机构，也有以后陆续设置的的机构。其中，基础较好、力量较强的除中国中医研究院及上海中医文献馆基础雄厚外，还有北京中医学院中医文献教研室，上海中医学院中医文献研究所。
1994年在中国中医药会之下建立了中医文献会，这一学术团体的建立，标志着我国中医文献研究进入了一个更有组织、更加繁荣的发展时期。
为了有计划地培养我国中医文献的研究人才，经卫生部批准，从1983年开始，委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为培训我国医史、文献专业人员的基地，向全国招生。其中文献专业已先后主办两期，每期一年，由这里培训的文献研究人员，返回原单位后，均已成为中医文献研究的骨干，为在我国进一步开展文献专业研究，发展中医文献事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另一条培养文献专业的高级人才是研究生。自1979年开始，各科研单位，中医院校招收并培养文献专业的研究生，北京中医学院(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单位主办中医文献专业班。
2、文献工具书及检索类作品：
1949年后的四十多年，尤其是十年动乱以后，中医药工具书有极大的发展，如在“文革”末期完成的《中医名词术语选释》一书的基础上，由原班编著者作了进一步的工作，组织全国十一个中医院校共同编成《简明中医辞典》，此书于1979年编成，出版后，影响较大，在短短七年间，重复多次，印数达31万册，对于普及中医知识，促进中医学术的普及和提高，有较好的作用，评价较高。于1995年出版了合订本《中医大辞典》，成为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中医辞典。
另一部影响较大的辞典是《中药大辞典》，该书于1977年出版，全书收药5767味，其中植物药4773味、动物药740味、矿物药82味、传统加工的单味药172味。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大、资料最齐全的一部中药物学工具书，在台湾、香港均有翻印本，现也有日文译本。
还有相当多其他类型的工具书出版，其中有地方性中医人物词典，有一般中医药工具书及半工具书性质的参考书，还有民族医学类工具书等。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的出版。此套全书蕴酿于六十年代初，文革期间中断。十年内乱结束不久，于1978年，即开始组织。全套书以学科分类，计划共九十三卷于八十年代，开始陆续出版。
中医药的检索工具，是新中国文献学研究工作的一项新工作。五、六十年代开始有些零星的索引类的著作出版。七十年代末开始，各类索引性的工具书，开始陆续出版。如索引性期刊有定期的，也有不定期的。
五十年代初期，曾计划对全国中医类图书进行普查，组织全国各有关图书馆共同编制了一部联合目录，在此基础上，又经近十年的辛勤工作，在1991年正式出版了《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医古籍出版社），此书收编了全国115家图书馆收之的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医书籍计12124种，对各种书收藏情况。版本、刊刻年代等均有详细记载；其后陆续出版的各别图书馆馆藏图书，如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馆藏中医线装书目》，上海市医学院的《中医图书目》等，均有一定的文献学价值。
为便于编制中医药检索性工具书及分类标引方法引进中医药学，另制科学的主题词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为此而编制成我国第一部中医药学的《主题词表》也业已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