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互联网     作者：董尚朴

       原载于《中医药学报》1989年第5期12~15页
       十几年来，国内外就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以下简称《病方》）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成绩斐然。但对成书年代和地域，除基本肯定抄写不晚于秦汉外，探讨较少。笔者认为，《病方》约成书于西周，反映了以齐鲁为中心的我国东部地区的医疗成就。
       一、成书年代
       1、上限
       1.1 （疒+虿）病祝由方有“毋敢上下寻”一句。其“上下”原意之上天、下土，殷商时称为“下上”，为特有用语，如卜辞中的“下上若”。在周代文献中，虽然也可以见到“下上”，如金文中的“下上若”，《诗经》的“下上其音”，但“上下”开始使用。如《尚书•百奭》“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尚书•周公殷》“克奔走上下帝无冬命于有周追孝”等，成为周代文献区别殷商文献的一个文字特征。
       1.2 《病方》较多地使用“地”字。如“穿地□尺”、“产时居湿地久”、“五画地□之”、“穿地深尺半”等。而反映殷商时代的可靠史料甲骨卜辞中根本无“地”字，其意义皆以“土”言之。周代文献始见“地”字，如《诗经•正月》：“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
       1.3 蚖病祝由方有“为人不德”句。毫无疑问，此“德”乃“道德”之“德”。在甲骨卜辞中，没有“德”字，故郭沫若说：“殷彝无德字，卜辞也无之。”而周代君王大倡“明德慎罚”，其彝器铭文中“德”字比比可观，如《尚书》中的“恭的”、“正德”、“共明德”等。史学家侯外庐也认为，殷代世王的名号中没有道德意义的字样，周代自文王始有。
       1.4 《病方》中铁已较多地运用于医疗，如“煮铁饮之”、“以铁椎敺（右旁为“己”）段之二七”、“取锻铁者灰”等。迄今为止的出土文物及文献均无商代冶铁业的发现与记载，七十年代河北藁城和北京平谷刘家河出土的商代铜钺，经专家鉴定，其刃为自然陨铁铸接而成，非人工冶炼。
       1.5 祝由方中的“而刖若肉”、“磔膊若市”反映了周代刑法内容。概自夏商始，统治者施以五刑，即墨、劓、膑、宫、大辟。后或称“膑”为“剕”。周代承之，且始有“刖”称，《周礼•秋官•司刑》郑玄注曰：“周改膑作刖。”而磔、膊、市也均为周代始有的刑名。
       2、下限
       2.1 《病方》与《内经》最显著的差别，是看不到阴阳五行的哲学概念。先秦典籍中，第一个明确提出阴阳概念的是周宣王初年的虢文公，即《国语》所载“阴阳分布，震雷出滞”（至于《诗经》的“相其阴阳”，毫无这方面的含义）。西周之末，伯阳父就用阴阳二气来解释地震的成因：“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左传》）。五行学说，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一曰火，二曰水，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史学界认为，《尚书》为较可靠的周代史料，但《洪范》篇似出自战国。纵观成书于战国而反映春秋时期政治历史的《左传》、《国语》等，较多地载录了各诸侯国君臣运用阴阳、五行论证事物的言论，如果所载不是杜撰，那末春秋时期阴阳五行学说就已广泛流传了。象《病方》这样的医学集成之书，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社会地位迥然有别的时代，当出自士大夫之类通晓文化者之手，其不见阴阳五行之说（牝、牡、泰阴、泰阳等表示位置高低内外之词，不能认为具有哲学意味的抽象），可见成书之早。
       2.2 在针灸学的发生发展中，砭石疗法是针法的前身。《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春秋时期扁鹊已经针石并用，如治虢太子尸厥“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为齐垣公诊病提出“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而《病方》中有砭、灸疗法，未见针法，说明著成年代至少是针法尚未广泛运用。
       2.3 春秋战国时期，伪托之风盛行，作品问世，多假名神话人物及前代君王圣贤，如黄帝、神农、伏羲、周公等。其文风也因百家争鸣驳辩论证的需要转向缜密剔透，恣肆汪洋。《病方》原书无名，文字简约，风格与《易经》、《尚书》相似，与春秋作品有较大距离。
       由上推论，《病方》成书晚于殷商，早于春秋，当为西周作品。
       二、成书地域
       祝由方中，保留了殷文化的特征，有浓郁的东方民族色彩。
       1、柏杵。社树是我国原始部落的自然崇拜形式之一。在宗教观念的支配下，与当地生活关系密切的某种树木逐渐被神话，像图腾一样成为各民族的徽帜。聚居我国东方（黄河下游）而后来代夏称商的民族崇拜树木就是柏树。《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灭商后，东部殷人仍保持以柏为社树，《初学记》卷十三引《尚书•无逸》曰：“……东社惟柏……北社惟槐。”《病方》体现了东方殷人的这种宗教习俗，柏杵作为驱逐病魔的武器加以运用，如“操柏杵，禹步三，曰：‘……柏杵臼穿……若以柏杵七，令某（疒+颓）毋一”、“而父与母皆尽柏杵之巅，父而衡，子胡不已之有？”等。
       2、凤鸟。龙、凤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两大特征。就凤而言，虽经各民族集合荟萃而成为绚丽多姿的大家族，但各原始民族区域对它的艺术塑造原来各具特色，风格不一。最初以“凤”命名者出自东方太昊——少昊族。《淮南子•天文训》云：“东方木也，其帝太昊，其佐勾芒，执规而治春。”勾芒即凤鸟。《拾遗记》又云：“及娥皇生少昊……时有五凤，随方之色，集于常庭，因曰凤鸟氏。”少昊族大约在距今六千年前由江苏云台山转移到今山东曲阜一带，即少昊“降居江水而有圣德……都曲阜或谓之穷桑帝。”凤鸟逐渐演变为这个民族的祖先神及保护神。《病方》于此多有体现，如“母为凤鸟蓐”、“凤[贯]而心”。
       3、祝由方中，瘟神病魔之所生所在，均为南、西、北方向而非东方，且东方之王被祝由者奉为救星加以祈祷，如“东方之网、西方□□□□主冥冥人星”、病魔“父居蜀”、“父居北在，母居南止”等。而在治疗中却多让病者“东向”，辟邪之桃枝也取东向者，充分表现了地域崇拜与依赖的民族宗教心理。
       所谓东方，即以齐鲁为中心的我国东部地区。祝由方为我们提供了《病方》产地之线索。继而深究，多处可见齐鲁地方色彩的体现：
       1、“取敝蒲席若藉之蒻”、“取故蒲厌□□□燔□□□瘠”，《证类本草》卷十一引《新修本草》注：“齐青间谓蒲荐为浦席。”青即青州，与齐均在今山东一带。
       2、“鸡矢鼠壤涂漆王”，《谷梁传》隐公三年注：“齐鲁之间谓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
       3、有的学者指出，《病方》“具有比较浓厚的江南地方性色彩”，列入了漆疮、蛭伤等地方病，有竹桶等江南特产。这无疑正确。但是，这个“江”是否现在的长江呢？《史记•殷本纪》曰：“古禹、皋陶……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此所谓“江”显非长江。据考证，直到汉代，在鲁南苏北一带都有一条“江水”。况山东等地也居黄河下游，《病方》的“江南”（傍水区域）特色，也表明有可能出自古鲁国附近。此外，我国湖北（荆楚）有长江穿过，但《病方》中有“青蒿者，荆名曰[荻]，茁者，荆名曰卢茹”之语，显然非出自该地。而长江流域的其他地区，《病方》中尚乏证据。
       4、《内经》的《异法方宜论》提到“砭石从东方来”，灸焫“从北方来”，九针“从南方来”。《病方》有砭、灸疗法，而无针法，当考虑其为产生于东（北）方，且未与南方文化融合的作品。概我国北方、东北的原始部落，系东方少昊族发展中迁移而成，与东方民族文化联系广泛。在《病方》中，北方作为东方之外抗御病邪的又一方向：“令（疒+颓）者北首北向庑中”、“今日月晦，磨疣北”，且病魔若逃匿北方，也能够抓获：“毋匿□□□北□巫妇求若固得。”表现了东、北方某种友好互助的联盟关系。这绝非随意的偶然现象，而有其深在的社会历史渊源。如此，“从北方来”之灸法与“从东方来”之砭法并存就不难理解，也证明《内经》言之有据而不谬。
       所以，可以认为：《病方》反映了以齐鲁为中心的我国东部地区的医疗成就。
       附记：此文原稿写成于1987年，我大学毕业后的第2年。原稿较长，约5000字，说理较细密。曾投于某医史学刊物，久无回音。1年后改投《中医药学报》，不久编辑回信言“以飨读者”，只是限于版面，要求我做了较大篇幅的删改。时过境迁，原稿已失。只记得有周王灭商后恩威并施，使殷民仍聚族而居的内容，即周朝的殷民保留了其文化传统。这与本文论证关系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