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互联网     作者：张效霞

       近代中医学界为沟通中西，适应时代潮流，以西医学为参照系，以"科学"的方法，在"事事以翻脸不认古人为标准的时代"背景下，整理构建出了中医基础学科体系的雏形。中医高等教育承袭了近代中医教育的模式，是造成中医后继乏人、乏术的重要原因。本书运用文献学、史学、文字学、哲学、社会学、逻辑学、发生学等综合方法，对整体观念、阴阳五行、脏腑、辨证论治、中药等现有体系中存在的诸多既违背历史与逻辑，又无临床指导价值的"似是而非"的"不刊之论"进行了辨析和驳正，并重新加以认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让中医自己解释自己"的学术主张。
       1．西化－－影响制约中医理论发展的根本原因
       中医基础理论现有体系是以西医学为参照系加以整理的产物。因此，中医理论“西化”现象其来有自。现仅以脏腑学说为例，对其现状作一扫描。
       脏腑的本义是人体胸腹腔内器官的总称，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前，历代医家均认为脏腑（包括三焦）指的是人体胸腹腔内客观存在的脏器实体之本身。这是因为西医东渐之前的中国古代医家绝对不可能舍弃人体自身客观存在的心、肝、脾、肺、肾而另行制造出一套心、肝、脾、肺、肾。直到西医传入并在中国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以西医学作为衡量和评判中医学是否科学的价值标准之后，汇通学派为了解释中医也是“科学”，首先更弦易辙为“非血肉之五脏”，建国后中医学界自行炮制出了“脏腑，不单纯是一个解剖学概念，更重要的则是概括了人体某一系统的生理和病理学概念”这样一个在逻辑上也说不通的“公认”说法。及至现在，几乎整个中医学界，对中医的脏腑是否指解剖学上的脏腑，竟然也不敢承认。众口一词地认为：中医学是通过表露于外部的“象”来研究和认识“脏”的。但荒唐可笑的是，一方面认为中医的脏腑不能等同于西医解剖学上的同名脏器，另一方面却是每当看到中医古籍中（包括中西汇通学派的著作）关于脏腑功能的论述，哪怕有一个词或一个字能同西医解剖生理学中有关脏器的功能粘上边，就将中医脏腑功能的理论解释往西医学上硬靠。由此而导致了目前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中关于脏腑功能的论述，几乎每一个脏、每一个腑都存在着 “西化论”。如：“泌别清浊”之本义只是说水液自下焦起始处的小肠下口（阑门）渗入膀胱，渣秽传入大肠。这其实指的是下焦的功能。但因西医学认为小肠是吸收营养物质（水谷精微）的主要部位，为了使之与西医学关于小肠的功能相符合，遂将其曲解为小肠的功能了。“腐熟”一语，首见于《难经•三十一难》：“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谷。”很明显，中焦主腐熟水谷，其义甚明。但“根据西医学研究结果……胃液之中含有胃酸、胃蛋白酶等消化酶，可将食物进行初步消化、分解，使其转化为食糜……”，竟然也将其改为“胃主腐熟”了。由于历史条件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古代中医学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胆汁由肝分泌，更不可能发现其消化功能，而是认为来源于胃，主决断。但因在古籍中有“肝之余气，溢入于胆，聚而成精”这么一句可资引用的“孤证”，遂认定“‘肝之余气，泄于胆’，表明肝具有制造胆汁的功能……这与现代医学关于胆汁是在肝脏中合成的内容完全一致……”，并将胆汁的来源，强解为“虽藏于胆，实则来源于肝。”在中医学中，膀胱与胞是两个紧密相连但功能不同的器官，膀胱藏津液，胞贮存尿液。而西医学认为尿液贮藏于膀胱，于是中医界也说膀胱储存尿液。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逻辑是：尿液，又称溺或小便。在《内经》中，溺，凡31见；小便，凡24见。若膀胱储存尿液，当云“溺藏焉”或“小便藏焉”，何必说“津液藏焉”呢？
       “心主血脉”只是中医学出于五行归类的需要而有的一种说法而已，但因西医学认为心脏是血液循环动力之来源，遂认定“心主血脉的功能，很明显是通过解剖观察而认识到的。”同样地，中医学自明代以后虽有由“气能摄血”推导出的“脾主统血”之论，但“实际上是气的固摄作用”，而“现代医学对脾功能的认识是①造血……②破血……③储铁。④产生抗体。⑤调节血量……⑥贮存血细胞。”因“统血”二字表面上可以与西医学的上述认识相“合”，不仅大力提倡，而且将其发生学原理解释为“脾窦内含丰富的血液，古人剖而视之，所见多为血，故认为‘脾裹血’是统血之脏。”“肝主藏血”是为了解释五脏何以能够“藏神”这一五行归类的结论而提出的，但因“西医学证明：肝脏为人体一大储血库……当机体失血时，肝内贮存的血液可由静脉窦排出至周围循环，以补充血容量的不足。”“西医学认为，血浆凝血因子是止血不可缺少的。人体血浆中共有凝血因子12个，其中8个与肝的合成有关。”于是也认为中医学已经认识到肝具有储藏血液的功能，并且还认为肝具有调节血量、防止出血等功能。古代中医学及至清朝末年的王清任，仍有“膀胱有上口，无下口”的“错误”认识，因此无法认定肾与水液代谢有关，有时提到水病与肾的关系，实际上是基于肾在五行属水的认识。而西医学认为尿液的生成与排泄为肾所司，于是我们的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也将“肾主水”解释为主尿液的生成与排泄了。
       2．原因分析
       中医理论现有体系中“西化”现象充斥，是有着久远而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的。鸦片战争失败的结果，不仅仅是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清帝国的大门，更重要的是西方思想也从心理上对中国人产生了强烈影响。自此，中国开始了向西方全面学习的历史进程，推崇用西方的思维模式看问题。
       具体到医学来说，也同样如此。西医学通过建立一整套与西方同步的医学体制，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占据了医学主导地位，并逐渐在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形成了以近代科学（包括西医学）作为衡量和评判中医学是否科学的价值观念。于是，不仅著名的学者（如梁启超、严复、傅斯年、胡适、鲁迅、丁文江等）和西医人士诟病中医不科学，即使是中医学者也以“科学”为标准，认为“《素》、《灵》、《八十一难》理论之书，多出于古人之悬揣，不合生理、解剖、病理。尊奉之以为医学之根柢，自招物议，引起废止中医之危机，此大不智也。”（陆渊雷）既然整个社会都以“科学”为指归，衡量和评判中医学是否“科学”的标准是西医，而中医与西医相比较，几乎每个方面都存在着诸多“不科学”的说法，而“不科学”便意味着丧失了立足之本，因而也就只好向在国人心目中符合“科学”标准的西医学靠拢。在整个近代，中医界孜孜追求的目标是：企图通过理论上的“衷中参西”、“中西汇通”及仿西制办学校、设学会、创杂志等途径和方式，使中医内容科学化，外部形式现代化，实际上却是“西医化”。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兴办中医进修学校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使中医科学化——“西医化”，这样的做法自然会招致中医界有识之士的不满，甚至有人说出了“人民政府是要消灭中医”、“中医都老了，十年就可以断种”等言辞。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引起了他老人家的重视，遂提出“西医学习中医”。但学习研究的基本方法和途径则是“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这与“汇而不通”的汇通学派毫无二致。但这一思路却成为50多年来“发掘”、“提高”中医的主流方法，由此而导致了目前整个中医事业全面“西化”的格局。
       3．出路探讨
       截至目前，这个存在着许多违背历史与逻辑、与传统中医理论貌合神离的中医理论现有体系至少已经培养出了5代人。说得难听一点，可能我们5代人连入门都入错了，何谈登堂入室？因此，“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能用中医的思路、方法看病的中医”也就毫不奇怪了。有人形象地将之比喻为“种下龙种，生出跳蚤。”但50年来我们传授给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的是“龙种”吗？显然不是，甚至连“跳蚤”种也不是，简直是没有种子可言。众所周知，自近代以来，学校教育成为培养中医后继人才的主要途径，教学的依凭主要是教材，它是传承中医的“火把”，是学校教育的经典，课堂教学的范本，是学生在校接受知识与技能，实践过程与方法，形成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的“脚本”。而我们的教科书却搀杂进了大量不中不西、非马非驴的“西化”论。因此，我认为：这可能是导致“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能用中医的思路、方法看病的中医”的真正原因。
       但由于中医理论现有体系已经应用了近50年，一些说法甚至已经讹传了自中西汇通以来的上百年时间，现在我们中医界所有的专家、学者，不是这个体系的制造者，就是由这个体系打造出来的“接班人”，在他们的脑海里和心灵深处，已经根深蒂固地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现行的经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编写修订的教科书中关于中医理论的论述，虽然可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基本上反映了传统中医学的本来面目。要改变这种由积非成是、积习成常的思维定势所形成的错误和偏见，需要做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但不论如何，现在是到了我们中医学术界，特别是中医管理界的学者、专家和领导对我们50年来研究、管理、引导中医学沿着正确、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前进的思路和方法是否可行、合理进行深刻反思并作出必要调整、修正的时候了。而其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必须回归中医，还中医学之本来面目。否则，“一百年后还有中医吗？”的疑问将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