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张仲景与华佗都是著名的中医学家，也都生活在东汉末年的汉献帝时期，但是没有史料说他们互相认识，更没有说他们之间有过医学交流。尽管如此，他们既然同时生于那个时代，必定会面对相似的医学难题，比如伤寒病的流行、疫病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等等，因此，他们都留下了关于伤寒病诊治的医学著作。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既收录了张仲景《伤寒论》的内容，也把华佗的有关论述记录下来，成了两人对于那段难忘历史如何认识的珍贵史料。
华佗在《素问•热论》的基础上，尽管也是使用汗法和泄法治疗外感热病，但是他的发汗方法有了发展，既使用针刺发汗，也使用摩膏火灸发汗，还有药物发汗，治疗手段不断丰富。并且还认为伤寒病“四日在胸，宜服藜芦丸，微吐之则愈。”第五天病邪入腹，就可以使用下法了。错过了时机，就会造成“胃烂斑出。”下法使用得过早或者过迟，都会发生不良后果。可见华佗对于伤寒病也是很在意的，谨守《热论》对于发病日期的告诫，小心翼翼地进行治疗，一点也不敢大意。
张仲景对于伤寒病的治疗，也吸收《素问•热论》的经验，按照六经辨证治疗。但是，仲景不按发病日期用药，而是根据临证实际的病状表现，“随证治之”，主张辨证治疗。他治疗的方法也不是汗法、吐法、下法三种，而是发展出更为细致治疗方法，包括清热、和解、温里、攻下、活血、逐瘀、回阳救逆等等，据说有三百多法。仅仅一个汗法，张仲景就有许多“变数”，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张仲景自己也说：“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
王叔和感叹说：“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问。”尽管如此，却出现了“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的现象，张仲景学术面临着失传的危险。王叔和尽管整理了张仲景的著作，在论述伤寒传变的时候，他学习的还是华佗的“六部传变”，而不是张仲景的“六经辨证”。
葛洪《肘后方》说：“伤寒有数种，人不能别之。”陈延之《小品方》说：“考之众经，其实殊矣。”孙思邈感叹：“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医学家们尽管不明白仲景学术的深奥蕴含，但是对于张仲景的医学贡献是非常推崇的。因此才会出现“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的现象。孙思邈说：“尝见太医疗伤寒，惟以大青、知母等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
张仲景《伤寒论》的高深理论，奥妙的医学思想，到了宋代才开始被人们所认识。随着大量研究性著作的出现，逐渐出现了一个伤寒学术空前繁荣的局面。经过宋金元长达几百年的不断完善和补充，后世对于外感热病的理论认识和治疗方法，已经难以完全用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体系来容纳了，因此，瘟疫、温病学家纷纷创立新说，发展外感热病的诊治思想。
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尽管有温病和伤寒的学术争鸣，但都属于辨证论治，而不是基于解剖实证的分歧。
如果说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而解剖实证是西医基石，那么，中医与西医是在什么时候分道扬镳的呢？
毫无疑问，在指导理论上，《内经》建立的方法论与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建立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在临床上，许多治疗疾病的方法，反过来会对指导理论有一定的需求。在西方，像化脓性阑尾炎、胃穿孔、宫外孕、肠梗阻等疾病在《希波克拉底文集》里，在《剑桥医学史》里，大部分是需要做手术的，需要切开引流，否则就会死亡。事实证明，在没有抗生素的时代，在止血技术不过硬，在没有麻醉药物的西方世界，上述急腹症病人大多是要死亡的。依靠手术侥幸活下来的病人，也要在鬼门关里走几个来回的，其间痛苦万状，难于言表的细节，实在是罄竹难书。
在华佗和张仲景的故乡，这一类病人的遭遇可能要好得多。他们有时候可以遇到华佗，可以开膛破肚切除病灶，可以刮骨疗毒治疗伤痛，还可用活血化瘀、托毒生肌的中药，既可以防治感染，也可以止痛、止血，病人的痛苦要小得多。
假如一个腹部硬满，疼痛难忍的病人，他遇到的不是华佗的传人，而是遇到了张仲景的信徒，经过大黄牡丹皮汤、大小柴胡汤、大小承气汤、大小陷胸汤一番治疗，再加上针灸、按摩、导引、点穴，可能病情逐渐缓解，腹内化脓物质逐渐吸收，梗阻的肠道恢复传输，也许病人又活过来了。也就是说，在华佗那里受的手术之苦，或者因为“错投了”仲景之门，或者由于没有找到华佗弟子，各种急腹症就依靠张仲景的方子治好了，内科治疗“替代了”华佗外科。
假如没有张仲景，没有他建立的六经辨证治热病，也没有他的脏腑辨证治杂病，而只有华佗的手术刀。难道中医们会让珍贵的麻沸散失传了吗？
假如中医只有华佗指引的道路，需要经常做手术治疗疾病，难道中医们会放弃研究人体解剖吗？
张仲景将内科治疗发挥到极致的辨证论治，以不争的优势战胜了华佗的外科手术，中医的传人们放弃了对于华佗技术的追求，纷纷拜倒在张仲景的门下，成了辨证论治的岐黄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