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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李东垣；,,,脾胃病；,,,用药组方规律
       摘要：通过从用药范围、药性构成、功能构成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李东垣脾胃病用药组方规律，得出李东垣脾胃病方药运用特点是以补气药和解表药为主，性味突出辛、甘、苦、温、寒，归经以肺、脾、胃为多；以为东垣用药广而精之广字用于整体评价东垣方似有不妥之处，并提出东垣脾胃病用药有明显的核心化倾向，其核心即是补中益气汤。
       关键词：李东垣；   脾胃病；   用药组方规律
       《四库全书》提出“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金元医学承上启下，改变了历史上侧重于经验方的局限，开拓了崭新的学术大争鸣局面，将中医药的发展推向新的高潮。金元四大家中的李东垣师承于张元素，而元素“自为家法”，治病不用古方，认为“运气不济，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东垣受此影响，对《内经》《难经》等古典医籍的探讨极为深刻，并通过长期临证实践，积累了治疗内伤病的丰富经验。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发明“内伤”一证，并逐步形成了一种具有独创性的系统理论-脾胃论学说，为充实和发展祖国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弟子罗天益也说“东垣先生之学，医之王道也”。［1］其脾胃学说的理论，为历代许多名家所继承，后世之薛立斋、李中梓、张景岳、王肯堂、叶天士等人，无论在理论研究或治疗实践中，都景仰李氏学说而有新的建树。他本人也擅长从脾胃论病，主张保护元气，开创了内伤脾胃学说及补土派的先河，其代表作《脾胃论》《兰室秘藏》《内外伤辨惑论》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医学资料。鉴于东垣脾胃论学说在中医学发展历史上的重要性，今仅对其诸多方药中治疗脾胃病的方药进行一番研究，以期为中医方剂学研究起一抛砖引玉的作用。
       　　1  用药以补气药和解表药为主。
       性味突出辛、甘、苦、温、寒，归经以肺、脾、胃为多《脾胃论》中东垣自创方剂55首，与脾胃病有关者44首。按五版《中药学》教材中所载分类方法和类型统计计算其不同功能药物使用频数构成比，由解表药始到外用药终，（因研究需要，把补虚药分为补气、补血、补阴、补阳4类），共22类。东垣用药各类药使用频数占总用药频数的构成比见表1。
       表1  东垣不同功能药物使用频数构成比（略）
   
　　如表1所示，东垣用药总体上是补气药用量最多，占总用药数的27.63%；其次用量较多的是解表药，占总用药数的19.84%，泻下、安神、开窍、驱虫、外用药等则没有使用。而补气药、解表药即东垣先生习用之益气升阳风药，这充分体现了东垣以“内伤脾胃”立论，倡“升阳益气”之法的用药特点，临床用药自是以补益脾胃为重，然于补脾之中又善用风药，升发脾胃之阳气，寓“泻阴火”之意，其用药于补益药中加用风药，实是对祖国医学“治病求本”、“扶正祛邪”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其升提脾胃阳气多以补益中气药与诸风药（实即解表药）配伍，尤喜用升麻、柴胡；培补脾胃以甘温之剂使脾胃气旺，清阳上升，阴火潜藏，此即“甘温除热法”的应用。统计结果表明，其临床常用参芪术草甘温补气，配伍升柴等辛温风药鼓荡升阳。东垣治内伤脾胃病，每多用甘温益气升阳之品，以“甘味入脾”，且甘温之品能升阳以行春生之令，正合脾喜甘、喜温、喜升、喜燥之特性，这正是东垣所制之方，沿用至今而不衰的根由。然东垣对于补脾药，亦非滥用。在临证中，根据病情之不同，增损补益药的剂量及药味，随证讲究补气药、风药、苦寒药三者同用，以适于不同的病情。东垣极为重视元气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从而确定了升阳益气，重在补益元气的治疗大法，因而用药总体上补气药用量最多亦不足为奇。统计东垣用药不同经属药物的使用频数（以“经次”〈一经出现一次〉为单位统计,凡一药归数经者，分别统计各经经次），计算其构成比。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东垣用药不同归经药物使用频数构成比（略）
       由上表可以看出，东垣临床比较重视脾、肺、胃三经的用药，东垣认为“脾胃一虚，肺气先绝”。这是母令子虚。脾胃病导致肺气虚弱：一方面脾精不能上滋于肺，即土不生金；另一方面胃虚上乘以灼肺。二者均可引起"肺之脾胃虚"，即脾胃虚，肺绝生化的源泉而肺亦虚。这种相互影响而发生病变的根源在于脾虚不能输精归肺。若脾气正常，输精于肺，则阴火受制不至于上凌；胃中没有阴火的干扰，则肺气清肃，也就不会有肺之脾胃虚证的发生。上表的统计结果也正是他这种思想的体现。药性按《中药学》教材分为寒、热、温、凉、平5类，药味则分为辛、甘、酸、涩、苦、咸、淡七类。分别统计药性在东垣诸方用药中所占的构成比。统计结果见表3。
       表3  东垣用药四气五味使用频数构成比（略）
 
　　由上表可以看出，东垣临床比较重视辛、甘、苦、温、寒之性的药物使用。脾胃病的治疗方面，《内经》仅提了原则，论述也较简单，如《素问・脏气法时论》［2］说：“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又说 “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内经》所论脾胃病治疗原则，苦温燥脾，以及甘温补中，为后世的芳香化浊、醒脾化湿、甘缓止痛、温中止泻开辟了先河。而仲景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为后世脾胃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未明确提出脾胃学说。至东垣则遵《内经》之旨意而将之具体化，在临床上有意识的使用辛、甘、苦、温、寒之品，尤其重视甘温药物的运用，以求甘温除大热，并明确提出了补气升阳的脾胃病治疗原则，使补气升阳与降阴火并用，为后世医家治疗用药开辟了新的时代。
       　2  用药组方的明显核心化倾向。
       其核心即补中益气汤东垣名方补中益气汤方剂组成为黄芪、甘草、人参、当归、陈皮、升麻、柴胡、白术。对《脾胃论》［3］一书进行统计，全书自创方剂55首，与脾胃病有关者44首，用药87味，其用药出现频数前10位如表4～5所示，前8味药物恰好组成补中益气汤，其前10位用药频数占用药总频数的43.14%，这说明《脾胃论》一书中脾胃病治疗用药有明显的核心化倾向，无怪乎东垣以善使补中益气汤而名闻天下，而其对内伤热中证的治疗甘温除热法也正是靠补中益气汤来实现的。为防止研究出现偏倚，再次对东垣老人的著述《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中与脾胃病有关方剂全部进行统计，相关方剂剔除重复者共116首，结果如表4～5所示，其用药频数前10位的组成依旧是补中益气汤，另外还有半夏、神曲，前10位用药频数占用药总频数的40.11%。其第11位用药是枳实，今人研究结果多次证实，补中益气汤加上枳实升提中气的效果更佳［4］，殊不知东垣早已在临床中使用了，只不过未见明确的论述而已。参与统计的11+66方共使用药物122味，其中出现1次的药物44味，出现2次的药物12味，出现3次的药物13味，出现1、2、3次的药物占全部用药味数的56. 56%，但使用频次却仅占了全部用药频次的9.67%。对脾胃病的治疗，东垣用占全部用药种类8.20%的药物参与组成了其全部用药频次的40.11%。这项统计结果也再次证实东垣对脾胃病治疗用药确实具有集聚性，有明显的核心化倾向，其核心即补中益气汤。
       表4   东垣《脾胃论》中脾胃病用药前10味用药频次统计（略）
       表5  东垣《脾胃论》书中前10味用药频次统计（略）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仲景用药，《伤寒论》一书114方，用药91味［5］，而东垣用药122味，显然东垣用药更为广泛，但使用却极为精当，加减也更为灵活。今人研究说东垣用药药味众多［6］或云其用药广而精［7］，其广字是指东垣组方用药多在十数味以上而组方精练，依本研究结果看，精则精矣，广可能未必，说东垣是大方药，从整体分析看，实不敢苟同此观点。当然，东垣也有一些大方，如清神益气汤15味、草豆蔻丸18味、半夏厚朴汤26味等等，但在整个方药中所占比例却并不高，超过（包括）15味的方剂占所统计的方药比例仅为17.09%。通过上述研究对李东垣脾胃病用药组方规律，从用药范围、药性构成、功能构成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李东垣脾胃病方药运用特点是以补气药和解表药为主，性味突出辛、甘、苦、温、寒，归经以肺、脾、胃为多；以为东垣用药广而精之广字用于整体评价东垣之方似有不妥之处，并提出东垣用药有明显的核心化倾向，其核心即是补中益气汤。
       　　参考文献：
       ［1］  罗天益. 卫生宝鉴［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2.
       ［2］  《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第一册・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234.
       ［3］  贾文成．脾胃论白话解［M］.海口：三秦出版社，2000.
       ［4］  金家浚.中医百家方论荟萃［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486.
       ［5］  黄  煌. 张仲景五十味药证［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9.
       ［6］  张俐敏.李东垣风药应用特点.中医药研究，2001，17（1）：7.
       ［7］  戴永生.论东垣“升阳十七方”用药配伍特色［J］.辽宁中医杂志，2001，27（1）：15.
       (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