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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医学经历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一整套的思想理论，她是伟大民族几千年的科学积累和宝贵财富，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医学理论，还蕴藏着许多科学技术的发明，为人类健康生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  中医学 医学理论 科学技术 发明
       中国传统医学，经历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一整套的思想理论，她是伟大民族几千年的科学积累。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特别是近一百年里被一些人们极不客观的歪曲过或是片面地介绍。有些学者，由于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发展缺乏了解和研究，存在着偏见，对中国传统医学缺乏客观的正确的评价，致使近期有少数人对中国传统医学有不恰当的评论。本人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有机会对中医文献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学习，中医学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医学理论，还蕴藏着许多科学技术的发明，为人类健康生存作出了巨大贡献。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
       1  古代的免疫思想和免疫技术
       
       中国传统医学预防疾病和免疫思想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学巨著《内经》明确强调：“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病已成而后药之，不亦晚乎”“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著名医学家扁鹊（秦越人）诊视齐桓侯未病之病后，很有感叹地说：“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后也”。以上反映出公元前四五世纪，在中国医学界，知识分子阶层，围绕着疾病、祸患能否预防等，曾展开过十分热烈的讨论。通过这些讨论，建立了这样一个共同的认识，凡是能预防治疗疾病在未发生之前，才是一位高明的医生。
       
       如何能达到疾病之预防目的，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艰难的课题。中国医学在上述思想指导下有过两方面的作为。其一，强调疾病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其二就是在广泛寻求预防疾病的可靠方法中，逐步总结出“以毒攻毒”的经验，中国免疫技术即源于这一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总结。
       
       公元3世纪，中国医学家们已成功地运用狂犬脑组织接种于被狂犬咬伤的伤口以预防和治疗狂犬病的发作。葛洪（283～343）《肘后备急方》明确指出“疗狂犬咬人方：仍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这种方法在稍晚于葛洪的孙思邈（581～682）《千金要方》王焘,《外台秘要》(752)等，都作了基本相同的论述和记载，也可说明这种具有免疫的医疗技术在中国医学史上，曾有过广泛和长久的运用。现代医学证明，狂犬脑含有狂犬病病毒，经多代接种减毒制成狂犬病疫苗，并于1885年首次人体接种成功，这是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对现代医学的一次重大贡献。巴斯德的免疫思想和技术，当然比中国3世纪应用狂犬脑防治狂犬病的方法和技术要高明，而且有了实验数据，但中国葛洪记载的狂犬病免疫思想和技术，比巴斯德早1 500年，即知“以毒攻毒”的医理，这是合乎现代科学的古训，在人类免疫预防史上应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天花曾给人类造成的极大灾难是众所周知的。天花约在公元二三世纪间传入中国，在天花史的研究中，一个有意义的事实，即中国从天花传入有到消灭天花的一千多年中没有发现一次如同欧洲那样由于天花流行，造成“半数以上人口的脸上布满痘疮”和“墓园中挤满死尸”的惨状［1］。分析其原因，中国医学家在“以毒攻毒”的思想指导下，为了战胜天花必然有过无数次的有效尝试。其中孙思邈接种患疮人脓血的方法，不会不给探索者以启发。实际上，孙氏的用针或用小刀刺破皮肉，取患疮人疮中汁黄脓傅之的方法，几乎同人痘接种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遗憾的只是我们还不能从文献依据上指出其直接的渊源关系而已。中国医学家们为了防治特别是预防天花，曾经进行过无数次的探索和观察。在寻求预防天花的漫长岁月里，有这样一个富有说服力的故事。宋真宗（998～1022）时，宰相王旦的几个孩子均因天花夭折，后老年得子，名素，王旦很担心幼儿再遭天花之害，四处招医寻求防治之法，有人推荐四川峨嵋山有神医，能种痘免除天花。王素活到67岁也从未感染天花。这个生动的事例说明中国在11世纪初已发明应用人痘接种法以预防天花的事实基本上是可以确认的。
       
       人痘接种法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和推广。公元16至17世纪间，人痘接种预防天花，尤如中国传统医学一样，相互传习，自南而北，不胫而走，相当普遍，并得到人们的普遍信赖。当时统治者也大力提倡采用，康熙在《庭调格言》明确国人接种人痘。人痘接种术确为当时预防天花的有效方法，还流传到海外。18世纪初英国驻土耳其公使的夫人为自己的儿女接种人痘，中国的人痘接种技术传到欧洲。可知牛痘发明前，中国人痘接种法在非洲、欧洲和美洲等已广泛使用了百余年。公元1798年英国医师琴纳首次发明牛痘接种获得成功，牛痘源于人痘接种的关系已十分清楚。中国的人痘接种术是人工免疫法的先驱。
       2  中国古代麻醉与外科手术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自然科学技术较为落后，中国古代麻醉术与外科手术未能取得应有的发展。由于研究者甚少和某些偏见的影响，中国传统医学在这个领域的成就几乎在学界无闻。麻醉的发展与外科手术之发展是息息相关的。著名的外科学家华佗强调：如果疾病发结于内，非针灸和药物所能治愈，就要进行手术治疗，手术前先令病人酒服麻沸散进行麻醉，等到如酒醉而丧失痛觉时，即可进行腹腔物切除，或肠胃切除吻合术等。由此可见，公元3世纪，享有盛名的中国外科专家―华佗，已成功地使用了全身麻醉剂。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拉瓦尔在论述华佗时指出：“一些阿拉伯权威提及吸入性麻醉术，这可能是从中国人那里演变出来的［2］”。
       
       中国麻醉术的发明和用于外科临床手术始于公元前四五世纪，其特点是酒类和具有麻醉效果的草药结合应用。数百年后的华佗麻醉术与之基本相同。一千年后的唐代，两千年后的明清，也没有根本的变化，所不同者是酒的不同种类和药物的不同品种而已。危亦林(1277～1347)《世医得效方》强调：整骨手术宜“整顿损伤，先用麻药服，待其不识痛处方可下手。或服后麻不倒，可加曼陀罗及草乌，用好酒调些少服，若其人如酒醉，即可不加药，切不可过多。”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及明清时期的外科学家也都记载了相似的麻醉药。他们无不强调好酒与曼陀罗、乌头等有麻醉作用药物的兼并应用。在掌握用药量、麻醉深度、防止事故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指标和要求。
       
       针灸麻醉是中国传统医学所独有的。公元9世纪初，隋唐文学家薛用弱撰《集异记》时，记录了狄梁公精医术，尤妙针灸、外科手术，曾为一富室子选用脑后穴位，进行针刺麻醉的情况下，摘除动则刺心痛的鼻端赘瘤手术［3］，达到“无病痛”的效果。中国近二十多年来对针刺麻醉进行了大量的应用、观察和研究，对其止痛、麻醉的原理也取得了成果，比中药麻醉获得了更大成绩。
       
       中国古代的外科学手术曾经是很进步的。在华佗之后，中国传统医学典籍详细论述肠吻合等腹外科手术者，首推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616）。该书是一部论述疾病病因证候的专门巨著，极少讲到治疗问题，但却比较具体地论述了肠吻合手术。关于吻合手术的方法步骤，首先强调针线缝合以连续断肠，可用鸡舌状连续缝合，亦可作隔角状8字缝合。在缝合中要求分层次，别上下，针角大小整齐，松紧适当，组织紧密无际，勿令气泄，然后才可推入腹腔，缝合腹壁。对肠吻合术后，巢氏提出术后必须作研米粥（流体饮食）饮之，二十余日后方可逐渐稍作强糜（半流质）食之，百日后才可吃普通饭。还警告医患：“若饱食者，令人肠痛决漏。”这一论述也给华佗之手术以有力的证明。
       
       公元17世纪，中国仍有腹部外科手术记录，而且很似阑尾切除术。关于整形外科，中国古代也有着较丰富的内容。医学文献记载唇裂修补术者，以《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约1156）为早。但该书也只简单记述“儿生下缺唇，亦能弥缝，然不能掩其痕”，15世纪中，中国外科学家―洪涛，为成化皇帝第九子进行了唇裂修补术，达到“如天成”的水平。由此得“国医”补唇先生称号。同时代的外科世家唇裂修补术专家人桀，擅技五十余年，所作手术之多可想而知，其水平也达到“七日补其缺，平复无痕”的效果。关于唇裂修补术的方法步骤在明代王肯堂的《外科证治准绳》有较为详细具体的记载，由此可知中国不但在腹部外科的发展上有过光辉的历史成就，在整形外科上也有着卓越的理论和高超的技术水平。
       3  关节损伤之整复和手术
       
       中国传统医学的骨伤科学也有较悠久的历史，远在两千多年前，医事制度和医学分科已有专门分治折伤的医师。历代卫生制度中，都有骨伤科的设立。19世纪前，中国骨科出现了数以百计的专科书籍和文献，此外，尚有许多出色的整复手法仍掌握在村妪野老手里，他们虽然缺乏理论，但口耳相传的整复手法却十分纯熟而轻巧，有着很好的治疗效果。
       
       关于关节脱臼的手法整复——下颌关节脱臼整复法，中国药王——孙思邈，在他的著作中改进了葛洪的整复手法，强调：“以一人捉头，医者两拇指入口按下颌齿上，向下牵颐。然后以渐推之，令复之”这段手法的描述，其基本要领完全符合生理解剖要求。其整复法已与现代医学方法步骤完全一致。
       
       肩关节脱臼整复法，中国骨科专家蔺道人的《理伤续断方》（841）已作了科学的论断：“凡肩关节脱臼先进行检查断以确定如何整复，复位法先用椅背圈住患者胁部。使患肢腋部放在垫有软衣服之椅背上，一人将患者固定椅上，捉住患侧手臂作外展牵引，然后内收、下垂腕臂即可复位，然后再曲肘以绢片缚吊”。 蔺道人的肩关节脱臼椅背整复法，完全符合现代解剖生理学的要求，这种复位法虽有改进，其原理和步骤是一致的。
       
       骨折，特别是单纯性四肢骨折的复位和治疗，中国骨科医师早在一千多年前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其中许多复位技术至今仍为中医骨科医师普遍应用着。复杂骨折在中国古代骨科文献中不乏手法整复的技术，同时，对不适于手法整复或经手法整复不能成功者，也创造了丰富的手术切开整复技术，其中有些是比较先进。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610）并非骨科专著，但却记述了“凡肘中及腕、膝、髋、踝等骨折者，皆可连续，但要迅速及时。若所气血未寒，即骨断破碎，更可缝合连续”。对于骨引致脓血之害者，主张：“仍应除骨尽，不能则疮水不愈合。纵然愈合，也难免愈后疼痛，甚而由此致死的后遗症”。巢氏强调碎骨之早期缝合，死骨剔除等是很科学的论断。
       
       中国传统医学骨折整复治疗原则和近三十年中西医结合整复治疗骨折的方法和理论，同现代医学骨科整复和治疗方法、理论有着许多不同之处，除此之外中医学的急救技术、消毒技术，在当时都取得相当的成绩，中医药学在历史上的技术发明为人类健康保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李经纬.中国医学辉煌［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34，38.
       
       ［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268.
       
       ［3］ 李经纬.论华佗外科手术与麻醉术［C］.华佗学术讨论会资料汇编，198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