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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医治病靠的是临证思维取胜，药物、针推手法、熏蒸浸泡、刮痧拔罐……成为抽象思维和理论演绎的载体。由《黄帝内经》确立，受中国传统文化始祖《周易》影响的中医思维成就着中医人。一百多年以来，随着西方医学逐渐昌明于世界，从民国 “废除中医”到现代反对中医的思潮，不可避免的对中医药文化造成冲击。强化在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中体现中医思维，中医药教材不能只看到“西学东渐”而看不到“紫气东来”，让教与学者在切身体验中感受到传统和中医药的文化氛围，有助于提高临证水平，提高为全世界人类健康做贡献的信心，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关键词】  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 中医思维
       中医药教学不仅仅是基本理论和知识及其技能的传授，更重要的是训练人的思维模式。自觉地按照中医传统文化处事为人，练就的是中医人的思维，才能把抽象的理念变为临床的疗效和发展中医的硬道理。培养高等中医药人才50多年，反思教材建设有助于我们做得更好。
       1  中医思维的起源有必要让学生了解东方传统文化
        东方传统文化体系是以中国为发源地，流传及盛行于东南亚国家，至今被世界各国所接受，是包含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的体系。由以阴阳统一对立、天人合一的《周易》文化，孔子为主体的儒家文化，以老庄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以印度为发源地的佛教文化4部分构成，是已经历几千年经久不衰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体系。
        中医思维是指受中国传统文化始祖《周易》影响的《黄帝内经》所奠定的认识世界，探讨生命的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技术。受易学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医药学的生存土壤和基础，《黄帝内经》是科学技术与辨证法统一的典范。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本身就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不仅渗透和表现于中医学，还直接参与其有关概念、范畴乃至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医理论的许多概念和原理如“天人相应”“气化万物”“阴阳五行”“辨证施治” “以外以揣内”“防患未然”“防微杜渐”“稳态调节”等等都是古代哲学的直接应用，正所谓“医易相通”。一代大医孙思邈曾经说过：“不知易便不足以言知医”。古代中国在许多领域，都作出过独特的贡献，而中国医药学是惟一的继续发挥着功能并仍旧产生着影响的学科。一百多年以来，随着西方医学逐渐昌明于世界，埃及、印度、阿拉伯等国的传统医学都相继衰落，惟独中国医药学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在继续向前发展。成废之中顽强立于世界自然科学之林的中国医药学，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铸就。
        在中医药高等教育发展五十余年来，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中《中医基础学》成为对《黄帝内经》的梳理和白话文解释。在笔者30年中医药的教与学生涯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从教材的角度仅仅局限于《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基础学》和包括《黄帝内经》在内的四大经典著作学习。但其中许多课程对教材其中所反映的传统文化内涵并未“点破”，仅仅限于字面解释。这不在于教师的水平问题，而在于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的导向问题，很难让学习者和授业者在切身体验中感受中医药的文化氛围，领悟到由中医思维所支撑的祖国医药学的伟大和民族自豪感，临证中医思路无从谈起。
       
       需要“点破”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的关系。奠定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的《周易》以论自然之道为主，而兼及社会与生命之道；奠定中国医药学理论基础的《黄帝内经》以论生命之道为主，而兼及自然与社会之道。《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中医学与《易经》在“道”的层次上相通，法则相同。 《周易乾凿度》指出：“‘易’一字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即简易、变化、不变三层含义。
       1.1  《易经》中永远难以改变的“不易”是凡事总有自身内在规律宇宙世间万事万物总有自身内在规律性，如同天亮总有天黑时，太阳升起总有落下时，生命出生总有死亡时，潮起总有潮落时……这些不容置疑，不容改变，这也是“天人相应”，“道法自然”思想的由来。延伸到临证对待处理疾病上，我们是被病情表现的表面现象如头痛、发热、鼻塞、流涕等症状牵着走，还是去找出引起这些症状原因的外邪入侵，正气不足（“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并非气不足）的自身内在规律。只有外邪入侵的思路，治疗会仅限于杀细菌、抗病毒、祛外邪，而有了正气不足的思路，治疗会考虑到扶正祛邪，解决或反复感冒，或单纯杀、抗、祛之后有体弱不适的问题。就像临床许多重症病人大剂量、长时间抗生素使用的结果是机体平衡自稳系统能力破坏而菌群失调，最后不是因细菌、病毒感染而加重，却死于机能衰竭。治病是为救人而设立，不注重生命乃阳气在阳间的活动，一味抑制和摧毁机体阳气活动，再好的杀菌抗毒祛邪都是无济于事，治病不留人的做法就是违反机体生命自身内在规律。强调的是：遵守事物自身内在客观规律是天地之道，万物同理！
       1.2  《易经》中永远单纯明了的“简易”是凡事总有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宇宙世间万事万物再复杂，总是由简单事件构成。因为凡事总有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凡事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就是内在规律所反映出的内在必然。以糖尿病为例，现代疑难症也好，难治病也罢，血液中糖分高的事实是现实存在的，这个现实存在造成了对组织细胞腐蚀的酸环境，继而引起了机体的病理性衰老。因此，解决血液中糖分高造成的酸环境成为治疗糖尿病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这就是糖尿病治疗中单纯明了的“简易”。一是控制酸环境产生的源头（脾不升清化水谷为精微反而下泄湿浊为酸腐，健脾益气自然成为糖尿病治疗的关键）；二是清理已经产生的酸环境（糖尿病谷气下注小溲甘甜，湿浊酸腐留在膀胱，健脾渗湿薏苡仁、赤小豆、山药、茯苓、扁豆能排酸）。
       1.3  《易经》中永远需要调整的“变易”是凡事总有最适合的状态方式宇宙世间万事万物不变的是规律，变的是形式。仍以糖尿病为例，Ⅰ或Ⅱ型糖尿病除增强已有的酸环境代谢为共同治疗原则，Ⅰ型糖尿病是胰岛素分泌不足，需要加强促使胰岛素分泌和补充的动力作用才能平衡酸环境；而Ⅱ型糖尿病是胰岛素抵抗，选择疏肝理气、化痰祛瘀畅通胰岛素到达受体细胞的路线，加强促使接受胰岛素的动力作用才能改变酸环境。这就是从《易经》“唯变所适”，到中医的“辨证施治”，都证明了“适者生存”这个普遍法则。
       2  中医药近代发展史让中医药学生有必要强化中医药文化
        《黄帝内经》从反映《周易》思想文化的春秋时期到汇编成书的西汉中晚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虽历经战乱、焚书、思想专统和上千年历史的考验，162篇非一人一时所作，所反映的中国传统文化一致性，是因其没有受到外界干扰的中国社会主流文化所决定。
        然而，近代与现代受“西学东渐”影响，鸦片战争促使清朝政府推行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国破家亡的命运促使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的许多成分，被以西方的标准重新估定其价值，在从民国以来愈演愈烈的“废除中医”思潮中不可避免的对中医药文化造成冲击。
        现代中医人才培养除部分沿袭近代民办中医教育模式外，基本是仿照西医的办学模式，现代学习中医的人出生就在多元化思维影响下成长，没有学习中医药的传统文化背景氛围。一方面是“西学东渐”影响淡化了我们传统文化思维，另一方面却是我们任其淡化的不作为。学生在校专业思想不稳定，毕业后改行，甚至责难于中医，成为中医药发展的掘墓人也就在所难免。在多元化发展中教授中医药学科，强化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程度是保证中医思维特色的关键，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中对此等闲视之就等于放弃。
       
       目前的中医院校课程体系改革系列教材的《中医思维学》［1］已经开始了对中医思维学研究，但是，其一，目前没有进入必修课程体系；其二，仅仅是一门课的教材，中医思维还没有渗透到临证辨治的教材中去解决中医思维指导选方用药或取穴，没有形成营造中医药文化氛围的系列行为。但毕竟是我们已经有了在教材中解决中医思维的意识，只是远远不足，需要整体教材的反省和改变才可能营造出中医药文化氛围，建立起中医思维。
       3  在中西医比较中领悟中医思维的优势是中医药发展的动力
        “西学东渐”对中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就医学而言,1840年以后，中西医共存是无容置疑的现实。中国人不论是从医者，还是老百姓治病或生病都会面对两种医学办法、手段和思维方式的选择。谁都回避不了的中西医比较，而且也无须回避，客观理智的比较之才会显现优势。
       3.1  中西医发展背景和中西医课程设置决定了中医教育更需注重学科优势近代医学教育出现的清代（1644—1911），中国自办的西医学校始自1865年同文馆附设的医学科；近代中医学校始自清代后期1885年浙江名医陈虬在瑞安创办利济医学堂。
        中医的近代教育不仅晚于西医近代教育，而且一直是在“西学东渐”的干扰和影响下挣扎生存。中医和中医教育自晚清开始就受到批评和指责，批评和指责多来自于没有学过中医或不懂中国传统思维的人。看现代中西医教育就可见：西医的课程体系中，一门60～72学时的《中医药基础》课程，成就了西医学生对中医药的全部理解；中医的课程体系中西医各门课程学时比例几乎各占50%，甚至于西医还超过中医课程学时。在此不是强调西医课程体系要多增加中医药课程比例，或者是中医的课程体系要减少西医药课程比例。至少说明学习西医的对中医的了解程度不如学中医的对西医的了解程度，加上中医思维所训练的客观态度。因此，多听见西医批评和指责中医，很不容易听见中医批评和指责西医。事业发展离不开政策保护，但政策保护不是万能的，事业发展更注重学科优势。
       3.2  中西医比较中出优势需转化为教材里的授课内容西医内科是病因治疗，但现代病有许多是原因不明或即便认识病因，对付病因的药物尚未问世，如SARS的治疗无法体现西医内科针对性强的治疗优势；西医外科是病位治疗，但现代病有许多是发病部位不确切，如肝肾综合症等，无法体现西医外科病位准确的治疗优势；而中医的辨证施治却显现出“不认病，只认证”的优势；西医对致病因素治疗准确，却对如何恢复被致病因素损害的器官和各个系统的活力和功能一筹莫展，以至于能治病不能救人。中医依靠恢复和加强气的功能来增强生命活力，体现治病救人的优势；西医注重出问题后的修理，中医更重于出问题之前的调养，尽管西医也有三级预防，但预防手段和办法的绿色自然性不如中医药的取其自然……发展不是批评和指责其它医学，而是在客观的比较之中显现优势。
       
       我们今天的教材：其一，中西医不做比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知道何为中医药优势，而西医学反而凭借“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可信，让学生认可；其二,一本教材里中西医治疗方法同时陈列，但实际上中医和西医的师资谁也讲不清，教材和师资都停留在“是什么”而不解决“为什么”。老百姓把中西药同时吃进肚子里，美其言是中西医结合，学中医越学越糊涂也是自然；其三，我们花了许多精力在争辩中医药优势，却放弃了对事业发展后来人的中医思维教育。既然有优势就扎扎实实写进我们的中医药教材中，转化为教材里的授课内容，干有益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实事。
       3.3  中医药教材不能只看到“西学东渐”而看不到“紫气东来”学科优势是发展事业的核心，中医药的学科优势就是中医思维。“中医药经过几千年的实践和发展，无疑是补充与替代医学中最为绚丽的瑰宝。中医药一经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必将对现代医学发展作出贡献，同时，现代科学发展也将为中医药现代化创造条件。”［2］
        科学多元化发展的今天“西方文化中心论”正在打破。国学大师钱穆晚年在最后的著作《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提到自己“彻悟”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并“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3］。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反对把中国传统科学视为失败的典型，认为它保存着“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觉悟到应该按东方的见解行事 ，“因为从中国人的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的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4］；美国科学史学家萨顿重视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力求达到东西方文明相互理解和借鉴，其强调指出：“伟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机会悄悄的从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双臂欢迎它”［5］。
        生命和死亡是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医学最终要归于哲学，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精神内核的一致性，决定了在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中体现中医思维，让学生和授业者不能只看到“西学东渐”而看不到“紫气东来”，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和义务。
       【参考文献】
         　［1］王庆宪.中医思维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6.
       
       ［2］韩启德.现代医学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科协2003年学术年会上讲话，该文首贴于人民网2003年9月13日.
       
       ［3］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J］.中国文化，1991，4：23.
       
       ［4］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与西方的对话［M］.北京：三联书店，1987：94.
       
       ［5］萨顿.《科学史导论》“萨顿科学史”丛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