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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该文在早期脉学文献研究上，运用和发挥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同时阐明了“二重证据法”对早期脉学文献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  “二重证据法”；《脉法》；脉学文献
        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在文史研究领域大显身手，在中医学的早期文献研究上是否有用武之地？本人不揣愚陋，欲据早期脉学文献 “二重证据法” 的研究实践来揭示其价值。
       1  关于“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最早由王国维先生提出，他认为“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然而，“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科，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王国维在有生之年所见“地下之材料仅有两种（甲骨文字、金文）”，“今兹所讲，乃就此二种材科中可以证明诸书或补足纠正之者一一述之”［1］。王先生运用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对《史记》《山海经》等书进行了二重证据法的研究实践而大有创获。
        时至今日，李学勤先生认为地下之材料“从他（王国维）广阔的学术视野而论，应该是泛指种种考古文化遗存。因此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实际是对古史研究中历史学与考古学关系的表述。”李学勤还说：“几十年的学术史说明，我们在古史领域中的进步，就是依靠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的互证。今后对上古时期社会、经济、思想观念的探索，还是要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2］。李先生还介绍了国际上近期流行的“原史时期（protohistory）”的概念［3］，即界于“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之间的一个时期，并指出研究“史前时期”以考古学、人类学方法为主，研究“历史时期”以文献材料为主，而“原史时期”以文献、考古并重，还指出“中国的夏商周三代，或许还包括更早一段，看来很适合这样讲的‘原史时期’”［2］。早期脉学文献在研究方法上挖掘二重证据法符合“原史时期”研究特点。
        目前在医学文献领域，三代时期主要是考古文化遗存，文献与考古并存的数量有限，但是随着秦汉考古发掘，大量医学考古文化遗存得以面世，可以进行夏商周秦汉甚至魏晋时期的医学文献的二重证据研究。另外战国秦汉魏晋时期是医学理论走向成熟的阶段，也是目前医学传世文献较复杂混乱时期，需要依靠出土资料来进行二重证据研究以澄清某些问题。
       2  马继兴先生“二重证据法”与早期脉学文献研究实践
        在医学文献领域挖掘出土资料来研究传世文献，或者使用二重证据法来研究医学文献目前首屈一指的是马继兴先生，其代表作有《马王堆古医书考释》《敦煌古医籍考释》以及《出土亡佚古医籍研究》等，下面以马继兴先生的研究成果为例，谈谈在早期脉学文献研究领域，二重证据法的利用与发挥。
       2.1  《脉法》中“寒头而暖足”理论的“二重证据法”研究马王堆和张家山出土医籍中有脉学诊断书《脉法》，马先生将《脉法》一书内容分成了7个自然段（七节），其中第2自然段为“（脉）气也者，利下而害上，从暖而去清。故圣人寒头而暖足。”在其下有马先生如下按语：“这三句是指出脉气在人体作用的生理规律。所谓‘利’与‘害’和‘从’与‘去’，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相对的意义而言，没有绝对化的概念。所谓‘寒头而暖足’的主张则是和《难经·四十七难》的‘人面独能耐寒’理论相一致的”［4］。马先生找出了出土文献中“寒头而暖足”这一重要中医养生理论与传世文献相印的地方，这便于用传世文献理解出土文献。
        如果说马先生在此处对二重证据法的利用是点到为止，那么在 “陇、湘、鄂三省相继出土的《内经》古诊法残文考”部分可谓将二重证据法淋漓尽致的加以利用和发挥，并释千古之疑。
       2.2  《脉法》中踝上古诊法的“二重证据法”研究踝上诊法这一古老的脉诊技术，由于传世通行《内经》本中王冰注释不清，时至今日，基本上没人能搞清楚其具体内容。然而随着敦煌、马王堆、张家山同类文献出土，现在我们基本上能复原这种古老的诊断技术，了解当时脉诊水平。现据马先生二重证据研究结果概述如下［4］。
        马先生讲：“在敦煌出土的医药残卷中现存法国国立图书馆编号的P.3287录有一段《黄帝内经素问》的佚文，其原文是：‘以左手去足内踝上五寸，指微按之。以右手指当踝上微而弹之。其脉中气动应过五寸已上。蠕蠕然者，不病也（蠕蠕者，来有力）；其气来疾，中手恽恽然者，病也（恽恽者，来无力也）；其气来徐徐，上不能至五寸，弹之不应手者，死也（徐徐者，似有似无也）；其肌肉身充，气不去来者，亦死（不去来者，弹之全无）。’（以上括号内的文字均原卷子之注文。）”
        这段敦煌残卷《素问》佚文即使有夹注，今人读后也非常费解，特别是对其中踝上诊脉法的操作技术如坠雾里。
        马先生将这段出土文字与通行传世本(王冰注本)《黄帝内经素问》的原文对照时，发现传世本“原文中的‘左手足上’及‘庶右手足’等字样的含义在王（冰）注中并未能真正搞清楚，故其解释也甚为牵强。”可见传世文献由于经过多家传抄与注释已存在文意不清、解释牵强的地方。如果没有异本或新出土资料，这一踝上古诊法将继续成为千古之谜而不得释。
        在通行传世本《黄帝内经素问》解决不了这一疑团时，马先生首先寻找的是传世本《黄帝内经素问》的异本，即《针灸甲乙经》和《黄帝内经太素》，他把涉及此诊法的三种传世异本文字加以对照，发现“传世本的原文在这三句话中缺‘而’字，衍‘上’、‘庶’、‘足’三字，遂使全部文意无法确释。而《太素》本 在‘左手’后又脱‘足’字，文意也欠通顺。故通览全文当以《甲乙经》本及全氏注本中的原文更为明确。”通过三种传世异本对勘，发现了问题，解释了疑问，也选择了善本。在清楚传世本异文基础上，“可以初步弥补并改正原文的不足，使这种诊脉方法有了比较明确的说明。”
        在此基础上，马先生进一步将敦煌出土卷子与《内经》三种古传本文字对照，发现“在敦煌卷子中的这段文字，特别是着重提出了‘足内踝上五寸’和‘指微按之’的字样，遂使之《内经》中的这种古诊脉这段原文中的操作方法更加明朗易解。”因此敦煌出土的这种古脉诊文献起到了释传世文献千古之疑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对《内经》古本佚文的一次重要发现”。如果敦煌出土文献这一证据为孤证难立，且为《内经》以后的别传本的话，那么马王堆与张家山出土《脉法》则进一步印证了《内经》时代甚至更早踝上脉诊技术的内容，并将疑团进一步解开。
        马先生说：“1973年末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医学帛书有《脉法》一书的残文（引者按：《脉法》甲本）。由于该书原文缺损过半，全部只保存有188字。因而尽管也记载了上述在足踝部上方的这种诊脉法文字，但只余存蛛丝马迹的个别脉象记文，已无法窥觅其完整的全貌。当然更未能知晓与印证此书中尚有上述诊脉方法佚文的实事。”这一论述也充分表达了出土文献的一大局限，即当出土资料残缺严重时，它对于传世文献的研究也是爱莫能助的。
        然而正在人们为《脉法》甲本的残损严重而遗憾时，1989年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发掘出土的汉代竹简《脉书》中的五种古医籍有一种与马王堆出土帛书《脉法》甲本相同的《脉法》乙本，而乙本比甲本保存完好，多出124字，特别的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在《脉法》甲本中所记载的踝上古老诊脉方法。
        其原文如下：“相脉之道。左□□□□□□而按之，右手直踝而簟之。”马先生在考释以上原文时，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第1，上文第三句的‘簟’字可以假借为‘弹’。因为簟与弹上古音均定母纽……而‘右手直踝而弹之’一语恰好和上述包括敦煌出土及传世的《内经》各本的‘右手当踝而弹之’的文字相同（按‘当’与‘直’古字同义《广雅·释诂上》：‘当，直也’。）
       
       第2，上文第2句在‘左’字后原缺6个字。而从同一句的最后3个字‘而按之’及第3句‘右手直踝而簟之’来看。在‘左’字之后正好可以根据《内经》各本中的佚文补入：‘手上去踝五寸’6字。这样，全部三句话即可重新复原为：
        ‘相脉之道。左手上去踝五寸而按之，右手直踝而弹之。’”
        马先生的这两条结论充分说明传世文献对出土文献考释的价值，这比王国维的出土文献证实（或补足纠正）传世文献更进一步了，所以传世与出土文献可以相互印证、相互利用。
        马先生在上述分析后得出结论：“由此可见，这次张家山汉简《脉法》乙本的出土，再次弥补与印证了位于足踝上部位的古诊脉法原文。也是继敦煌出土卷子后的再发现。而追溯其历史渊源也更为古老。” 所以，马王堆和张家山出土《脉法》进一步证明了《内经》时代甚至更早踝上脉诊技术的内容。
       3  踝上古诊法“二重证据法”的进一步研究
        通过敦煌、马王堆、张家山这三次考古发掘，及传世《内经》的四个异本，我们一方面把王冰没有解释清楚的《内经》记载的这种古老踝上诊脉法的操作技术搞清楚了，即：医生用左、右手分别压按患者小腿动脉，进行其脉象差异的对比观察以确定患者是否患有疾病。另一方面马王堆、张家山《脉法》的出土，使我们看到《内经》中淹没了多年的古老脉诊法还有其更为古老的渊源。通过以上印证我们清楚了《内经》和《脉法》对这种古老脉诊法的部位和方法都有记载，但从脉象性质与疾病关系角度看二书记载的这种诊断方法又有显著差异。为方便论述，现录《脉法》乙本和《针灸甲乙经》本相关内容如下：
        《脉法》乙本：
        “相脉之道。左手上去踝五寸而按之，右手直踝而弹之。他脉盈，此独虚则主病；他脉滑，此独涩则主病；他脉静，此独动则主病。”
        《针灸甲乙经》本：
        “以左手足上去踝五寸而按之，右手当踝而弹之。其应过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应疾，中手浑浑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其应上不能至五寸、弹之不应者死。”
        马先生在《马王堆古医书考释·脉法考释》中也谈到了“这种诊脉法和其后的《黄帝内经》等书中的诊脉法”4个方面的不同［5］，本文仅从两处原始文献的差异来谈谈这种诊脉法在脉象性质与疾病关系问题上体现出的从《脉法》到《内经》的发展。
        两处原文的诊断结果都是通过脉象来判断有无疾病，但《脉法》是通过右手所弹之脉象与左手所按之脉象的盈虚、滑涩、静动的对比，从脉象的3个纬度即“动脉搏动的强度（力量），流畅性和节律性的角度”来分别说明不病与病的脉象。
        但《内经》（《甲乙经》本）更关注右手所弹之脉象的往来力度，再通过区别右手所弹之脉弹之是否应手、应手是否过五寸以上及应手疾与否来判断患者是否为有病不可治（死）、没病、有病可治3种情况。这一疾病情况判断比《脉法》多出了患者的预后判断，应该是较《脉法》的进步之处；脉象应手是否过五寸或应手疾与徐是一个较《脉法》诊断方法更加量化的诊断标准；同时只体会右手所弹之脉象是否“蠕蠕然”“浑浑然”“徐徐然”比起《脉法》要体会出右手所探之脉象与左手所按之脉象的盈、虚、滑、涩、静、动六种脉象来更简单容易一些。从整个脉诊技术史由繁到简、由模糊难操作到量化易操作的过程可见，这种古老的踝上诊脉法由《脉法》到《内经》也正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过程，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脉法》早于《内经》。
        那么这是否与马先生的“自《内经》以后的诊脉技术不论在部位和方法上都有了很大发展”的论断矛盾呢？我们认为不矛盾。马先生说“在诊脉的部位和方法方面：本书（引者按：《脉法》）诊法是以下肢踝部上方动脉的两个位置点，用双手按脉对比的测验法。而在《内经》一书中（引者补：除了有《脉法》这种踝上诊脉法的简化继承外），则进一步提出了寸口诊脉法、三部九候诊脉法和寸口与人迎对比诊脉法，在《伤寒论》一书中则进一步提出了寸口与趺阳对比诊脉法。……等都是本书（引者按：《脉法》）诊法所无的。这说明自《内经》以后的诊脉技术不论在部位和方法上都有了很大发展。”［5］从以上论述可见，马先生概括的是整个脉诊技术史中的脉诊部位和方法的多少，从脉诊部位和方法数量多少角度，《内经》之后脉诊技术有很大发展。但不能因为《脉法》中只记载了一种脉诊部位和方法而《内经》中却有多种，而说从《脉法》到《内经》脉诊部位和方法有从简到繁的规律，如果说从诊法部位和方法的数量多少姑且可以这样说，那么从一种诊法技术本身发展出发却可以得出与之相反的规律。综观《内经》到《伤寒》甚至到《难经》《脉经》的脉诊部位和方法，恰好说明了寸口诊脉法这种诊法技术从三部九候到寸口与趺阳、寸口与人迎对比诊，再到独取寸口由繁到简的过程。
        由上可见，踝上诊脉法由《脉法》到《内经》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而寸口诊脉法从《内经》到《伤寒》甚至到《难经》《脉经》也完成了其由繁到简的发展。踝上诊脉法是否是寸口诊脉法的古老系统，它们之间有无关联或者踝上诊脉法的同时是否还有别的甚至更加复杂的诊脉系统？目前回答此类问题只有期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但我们可以认识到的是作为中医独特诊疗方法的脉诊起源比现有资料记载要早得多。因为现有最早脉诊书籍《脉法》中的踝上诊脉法已经是一种类似寸口诊脉法的独立而比较成熟的早期脉诊方法了。
       
       以上对脉诊起源推测仍然是建立在出土资料《脉法》中的踝上诊脉法与传世文献《内经》中同种诊法的印证研究上。因此二重证据法对于解决医学理论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等问题同样不可忽缺。
       
       此外，马先生从出土《阴阳脉死候》的五体学说与传世文献中的同类学说比较中，说明了今本《内经》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灵枢·经脉》篇的成书时间和五行学说影响中医学说的时间可作为《阴阳脉死候》成书时间的下限参照物［5］。同时，从出土《阴阳脉死候》附抄内容与传世文献关系的印证性研究中，考察出今本《内经》中《素问·三部九候论》《素问·脉要精微论》篇的成文时间可以帮助推断《阴阳脉死候》乙本（张家山本）的最后抄成时间［4］。马先生对出土《阴阳脉死候》“二重证据法”的文献年代研究，说明二重证据法对于出土资料的文献学研究也是有价值的。
       4  结论
        马王堆脉学文献研究上的二重证据法运用实践表明：二重证据法不仅可以出土文献证实、纠正传世文献，解传世文献之惑，也可以传世文献考释出土文献，甚至对出土文献的文献学研究也有帮助。因此传世与出土文献可以相互印证而达到双赢效果。同时，解决医学理论起源和早期发展等问题也得借助“二重证据法”的考据之功。所以今日之“二重证据法”其内涵已远非王国维时代的“二重证据法”，它的运用领域已大大丰富，解决的问题也更多更复杂，因此李学勤先生说“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是对古史研究的重要贡献，在八十多年后仍值得我们阐述和发扬［2］。”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古史新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
       
       ［2］李学勤.二重证据法与古史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2007,22(5):5.
       
       ［3］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M］.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10.
       
       ［4］马继兴.出土亡佚古医籍研究［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320,267,318.
       
       ［5］马继兴.马王堆古医书考释［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297,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