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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与评说——《柳选四家医案》

发布时间:2013/9/8 12: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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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www.dfdaily.com/html/8755/2013/9/7/1067409.shtml     作者:费振钟(作家、文学评论家、历史学者)

        年初,我在家乡兴化“国医馆”遇本地老中医王少华先生。王先生八十五岁,世医出身,祖父为淮扬医派赵海仙的师侄,论起来王先生也是名门嫡传。王先生虽届高龄,每周仍坐诊两次,并且按现行中医教学制度,每年指导中医学博士研究生一名。当日下午,在国医馆原赵海仙诊室,与王先生有一席谈。
       
        我问王先生,作为兴化中医院首席中医,对诊病时使用西医仪器检测有什么想法。王先生说,他并非要用,但如或不用仪器检测,中医治疗成果得不到承认。有时候,你明明治好了某种疑难疾病,可是人们会问,有什么根据,说你治好就是这个病?王先生的意思主要指中医治疗方法,若不能提供检测数据,则无论多么好的中医方法,无论疗效多么显著,没有“真凭实据”用来进行医学评估,学术上就得不到认可。
       
        王先生的矛盾和苦衷自然不难理解。中医学原应有自己的评价系统,但这个系统在精确化的医学科学技术面前黯然失色,中医学在今天,面临不断晋升的医学“科技”,越来越失去自身的言说能力,以至今天每一个中医院医师都会面临王先生的共同困境。这个困境,我称为中国医学的学术“失语”。中医学术必要以西医之学术来评说,本身却难置一辞,这种尴尬是医学的现代性造成的,此种情形,势难逆转。然而,反过来也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于中国医学自证方式的重新关注,让人不快的并非西医之学对于中医之学的遮蔽,而是我们以对于中医学自我评价方法的遗忘。所以,我想以《柳选四家医案》为例,重新做一点恢复自信的讨论。
       
        《柳选四家医案》,为18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吴门医学四位名家医案合编。这四家是尤在泾《静香楼医案》、曹仁伯《继志堂医案》、王旭高《环溪草堂医案》、张大曦《爱庐医案》。他们的医学活动,在清代雍、乾、嘉、道之间的江南,所做的医学记录,亦是该地区的疾病治疗情况。但这些记录保存并不完整,在出版前,选编人多方搜集,从各种流传的抄本中选择整理,大体上能够反映当日记录者的医学面目。有关这四家的医学活动,以后另文再说。《柳选四家医案》的要点,在于“柳选”二字。这里除了选编人柳宝诒认真负责的工作外,却还有他不同于一般编辑医学文献的地方。同时期出版的大量医案中,标注选者之姓氏的,“柳选”或许仅为特例。柳宝诒在这里当然并非为突出自己的劳动,而要借助医案之选,向读者表明自己的医学观点。换句话说,“柳选”非比一般医案选本,作为医学学术评点本,柳氏之意图,亦如当年徐大椿评说叶天士《临证指南》一样。
       
        中国医学的延伸和发展,其学术方法并不依赖临床医学技术的进步,而是医人们在不同时期对于身体与疾病的认知变化。其中原理和原因,在于中国医学基本上属于人文之学,分析起来颇为复杂,其长处与短处都很明显,但舍此则无以言中国医学的学术。明白这一关节,则我们就知道,中国医学在其历史过程中,端赖个人对于身体与疾病知识的深刻理解,以及理论融会贯通的运用,至于传存之间,则须靠后来一代代医人相继不断的析问与发明。前者纯任个人创造力,后者则在承继前学的同时有医术上的评别和论说,并由此形成中国医学的学理标准。从一定意义上说,后者不仅对于中医学知识成果的积累,同时也对检验中医临床医疗起着指导作用。实际上,明清以来,逐步形成的各家医案讨论,往往都具有这方面的意义。署名“柳选”的医案文本,显然提供了有价值资料。
       
        柳宝诒为19世纪末20世初著名医师,同属于吴中地区的温病学派,他本人也写了好几部医学著作,其中有医论《温热逢源》、《素问说意》,有疾病学专著《疟疾逢源》,有医学随笔《惜余医话》。作为医学专家,柳氏承接有清一代医学讨论的风气,以四家医案的编选为凭托,对他之前一百多年几位著名医师的医学,分门别类展开评论,可以说既是20世纪初中国医学最好的读本之一,也是近代中国医学学术成果最后的展示。“柳选”在当时医坛之所以深有影响,原因或许正在此处。至少我们知道,中医疾病的治疗是可以通过中国式的医学观点进行评定的。
       
        “柳选”对四家医案中认为需要的重点案例,均在案后作了“按语”。这种形式,亦如中国传统的艺文批评一样,是一种要言不烦的“评点”。不重分析,而重鉴别;不重阐释,而重发明;不重系统,而重体悟;不重完整,而重深切。皆因中国医学有太多人文性,所以亦能通用这种艺文评点方式。例如,在《继志堂医案》一则治疗失血性疾病的医案后面,柳氏针对曹仁伯的医疗方法和结果写道:“统观前后四案,议病用药,均能层层熨帖,面面周到,于此道中自属老手。惟所长者,在乎周到稳实,而所短者,在乎空灵活泼,此则囿于天分,非人力所能勉强矣。第一方就病敷衍,毫无思路。第二方清泄肝火,力量颇大。第三、四方用药空灵不滞,是深得香岩师心法者。”诸如此类评语,或肯定,或欣赏,或商榷,或补正,既循着中国医学理论和知识的一贯思路和观点,同时又以医学上成为体系温病学派的方法和风格为标准,虽然常常寥寥数语,但对“病机丛杂”的疾病诊治过程中的成败得失,确也做出了令人可信的判断。
       
        然而,这样的可信判断,在学术上能够成立,并得到认可,离不开中国医学语境,其有效性评价,也只有放在中国医学的话语范围内才能彰明。柳选对四家医案所记录的种种医学实践所作的批评,不仅仅在于“俾后人读之”,能够知道案主诊病使药时的“用意”之所在,而且要为后来医学者提供一种“良规”。这就是说,柳氏相信他通过对四家临床治疗所做的评说,可以建立起良好的医学标准,用来规范进而指导医学实践。他的这份自信,不用说恰恰来自背后中国医学话语的强劲支持。也因此,当20世纪初,《柳选四家医案》犹能在西方医学大举登陆之际,一如既往地发挥其实践指导作用,非谓中医不具备其学术言说能力。
       
        一百多年后,中医“失语”,成为无法绕过的困境,却不能算西医学术之过,这是两种不同语境无法兼容的结果。问题似乎不在于西方医学科技话语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而在于我们自己在处理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关系时的借位,离开了中国医学的话语立场,拿中国医学方法放在西方医学的学术制度中,怎么能有中医治疗成果的可信评价呢?将中国医学简约和统一到西方医学技术的维度中,由此对中医所做的评判,其有效性难道就不值得怀疑?两种医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非可比性,因此用西医技术评价中医事实上“不可能”。而我的最终疑虑在于,如果中医没有自己的“良规”,或者不能按中国医学特有的“良规”评判,那么中医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谁来评判中医,事关中国医学存在的根本价值。我想,如果要改变这一学术话语评判上的错位,将中医还给中国医学,庶几能行么?

经典中医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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