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http://www.dfdaily.com/html/8755/2013/9/7/1067409.shtml 作者：费振钟（作家、文学评论家、历史学者）
年初，我在家乡兴化“国医馆”遇本地老中医王少华先生。王先生八十五岁，世医出身，祖父为淮扬医派赵海仙的师侄，论起来王先生也是名门嫡传。王先生虽届高龄，每周仍坐诊两次，并且按现行中医教学制度，每年指导中医学博士研究生一名。当日下午，在国医馆原赵海仙诊室，与王先生有一席谈。
我问王先生，作为兴化中医院首席中医，对诊病时使用西医仪器检测有什么想法。王先生说，他并非要用，但如或不用仪器检测，中医治疗成果得不到承认。有时候，你明明治好了某种疑难疾病，可是人们会问，有什么根据，说你治好就是这个病？王先生的意思主要指中医治疗方法，若不能提供检测数据，则无论多么好的中医方法，无论疗效多么显著，没有“真凭实据”用来进行医学评估，学术上就得不到认可。
王先生的矛盾和苦衷自然不难理解。中医学原应有自己的评价系统，但这个系统在精确化的医学科学技术面前黯然失色，中医学在今天，面临不断晋升的医学“科技”，越来越失去自身的言说能力，以至今天每一个中医院医师都会面临王先生的共同困境。这个困境，我称为中国医学的学术“失语”。中医学术必要以西医之学术来评说，本身却难置一辞，这种尴尬是医学的现代性造成的，此种情形，势难逆转。然而，反过来也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于中国医学自证方式的重新关注，让人不快的并非西医之学对于中医之学的遮蔽，而是我们以对于中医学自我评价方法的遗忘。所以，我想以《柳选四家医案》为例，重新做一点恢复自信的讨论。
《柳选四家医案》，为18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吴门医学四位名家医案合编。这四家是尤在泾《静香楼医案》、曹仁伯《继志堂医案》、王旭高《环溪草堂医案》、张大曦《爱庐医案》。他们的医学活动，在清代雍、乾、嘉、道之间的江南，所做的医学记录，亦是该地区的疾病治疗情况。但这些记录保存并不完整，在出版前，选编人多方搜集，从各种流传的抄本中选择整理，大体上能够反映当日记录者的医学面目。有关这四家的医学活动，以后另文再说。《柳选四家医案》的要点，在于“柳选”二字。这里除了选编人柳宝诒认真负责的工作外，却还有他不同于一般编辑医学文献的地方。同时期出版的大量医案中，标注选者之姓氏的，“柳选”或许仅为特例。柳宝诒在这里当然并非为突出自己的劳动，而要借助医案之选，向读者表明自己的医学观点。换句话说，“柳选”非比一般医案选本，作为医学学术评点本，柳氏之意图，亦如当年徐大椿评说叶天士《临证指南》一样。
中国医学的延伸和发展，其学术方法并不依赖临床医学技术的进步，而是医人们在不同时期对于身体与疾病的认知变化。其中原理和原因，在于中国医学基本上属于人文之学，分析起来颇为复杂，其长处与短处都很明显，但舍此则无以言中国医学的学术。明白这一关节，则我们就知道，中国医学在其历史过程中，端赖个人对于身体与疾病知识的深刻理解，以及理论融会贯通的运用，至于传存之间，则须靠后来一代代医人相继不断的析问与发明。前者纯任个人创造力，后者则在承继前学的同时有医术上的评别和论说，并由此形成中国医学的学理标准。从一定意义上说，后者不仅对于中医学知识成果的积累，同时也对检验中医临床医疗起着指导作用。实际上，明清以来，逐步形成的各家医案讨论，往往都具有这方面的意义。署名“柳选”的医案文本，显然提供了有价值资料。
柳宝诒为19世纪末20世初著名医师，同属于吴中地区的温病学派，他本人也写了好几部医学著作，其中有医论《温热逢源》、《素问说意》，有疾病学专著《疟疾逢源》，有医学随笔《惜余医话》。作为医学专家，柳氏承接有清一代医学讨论的风气，以四家医案的编选为凭托，对他之前一百多年几位著名医师的医学，分门别类展开评论，可以说既是20世纪初中国医学最好的读本之一，也是近代中国医学学术成果最后的展示。“柳选”在当时医坛之所以深有影响，原因或许正在此处。至少我们知道，中医疾病的治疗是可以通过中国式的医学观点进行评定的。
“柳选”对四家医案中认为需要的重点案例，均在案后作了“按语”。这种形式，亦如中国传统的艺文批评一样，是一种要言不烦的“评点”。不重分析，而重鉴别；不重阐释，而重发明；不重系统，而重体悟；不重完整，而重深切。皆因中国医学有太多人文性，所以亦能通用这种艺文评点方式。例如，在《继志堂医案》一则治疗失血性疾病的医案后面，柳氏针对曹仁伯的医疗方法和结果写道：“统观前后四案，议病用药，均能层层熨帖，面面周到，于此道中自属老手。惟所长者，在乎周到稳实，而所短者，在乎空灵活泼，此则囿于天分，非人力所能勉强矣。第一方就病敷衍，毫无思路。第二方清泄肝火，力量颇大。第三、四方用药空灵不滞，是深得香岩师心法者。”诸如此类评语，或肯定，或欣赏，或商榷，或补正，既循着中国医学理论和知识的一贯思路和观点，同时又以医学上成为体系温病学派的方法和风格为标准，虽然常常寥寥数语，但对“病机丛杂”的疾病诊治过程中的成败得失，确也做出了令人可信的判断。
然而，这样的可信判断，在学术上能够成立，并得到认可，离不开中国医学语境，其有效性评价，也只有放在中国医学的话语范围内才能彰明。柳选对四家医案所记录的种种医学实践所作的批评，不仅仅在于“俾后人读之”，能够知道案主诊病使药时的“用意”之所在，而且要为后来医学者提供一种“良规”。这就是说，柳氏相信他通过对四家临床治疗所做的评说，可以建立起良好的医学标准，用来规范进而指导医学实践。他的这份自信，不用说恰恰来自背后中国医学话语的强劲支持。也因此，当20世纪初，《柳选四家医案》犹能在西方医学大举登陆之际，一如既往地发挥其实践指导作用，非谓中医不具备其学术言说能力。
一百多年后，中医“失语”，成为无法绕过的困境，却不能算西医学术之过，这是两种不同语境无法兼容的结果。问题似乎不在于西方医学科技话语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而在于我们自己在处理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关系时的借位，离开了中国医学的话语立场，拿中国医学方法放在西方医学的学术制度中，怎么能有中医治疗成果的可信评价呢？将中国医学简约和统一到西方医学技术的维度中，由此对中医所做的评判，其有效性难道就不值得怀疑？两种医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非可比性，因此用西医技术评价中医事实上“不可能”。而我的最终疑虑在于，如果中医没有自己的“良规”，或者不能按中国医学特有的“良规”评判，那么中医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谁来评判中医，事关中国医学存在的根本价值。我想，如果要改变这一学术话语评判上的错位，将中医还给中国医学，庶几能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