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到繁體中文
您的位置 : 首页 > 文章

《黄帝内经》问世时间之争成因,混淆各篇写作时期与成书年代

发布时间:2014/10/1 9:19:39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 张效霞

        《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自晋代皇甫谧以来,就一直是一个聚讼不休、见仁见智的学术公案,至今尚未取得统一的认识。总括起来大致有四种说法,除成书于黄帝时代外,还有“战国说”、“汉代说”、“非一时一人说”,但都没有得到公认。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是将《内经》各篇的写作年代与《内经》一书的成书年代混为一谈的缘故。
        有人说:写作年代与成书年代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问题,自古至今这么多大家学者还能混淆么?
        诚然,对今人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但要明白汉代甚至是六朝以前(也就是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一本书的写作年代和成书年代,却是一个需要花费许多笔墨才能说清楚的大问题。
        《内经》书名或为刘向父子所定
        详《黄帝内经》一名,见于《汉书•艺文志》。班固撰写的《艺文志》,乃是根据西汉末年刘歆的《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汉书•艺文志》),也就是“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文志》”(《七录序》),而刘歆的《七略》又是在其父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而成的。换言之,《黄帝内经》的书名最早见于《别录》、《七略》,比此更早的记载至今未见。那么,《黄帝内经》之名,是不是刘向父子所定的呢?
        刘向校书时,“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是说刘向父子除了广备众本、校雠讹误等相对简单的校勘工作外,还进行了条次篇目、厘定部类、叙述源流等“辨彰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工作。
        此外,后人(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蒋元卿《校雠学史》、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等)根据《别录》、《七略》的佚文,发现“定立书名”也是刘向父子校书时的一项重要任务。证之历史,也确乎如此。
        汉代以前的书籍,大都既无篇名,也无书名。余嘉锡先生曾说:“古人著书,既不题撰人,又不自署书名。后之传录其书者,知其出于某家之学,则题为某氏某子,或某姓名。”(《古书通例•叙刘向之校雠编次》)“古书书名,本非作者所自题。后人既为之编次成书,知其为某家之学,则题其氏若名以为识别;无名氏者,乃约书中之意义以为之名。所传之本多寡不一,编次者亦不一,则其书名不能尽同。刘向校书之时,乃斟酌义例以题其书。”(《古书通例•汉志著录之书名异同及别本单行》)
        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更明确指出:“刘向于《素问》之外,复得黄帝医经若干篇,于是别其纯驳,以其纯者,合《素问》编之,为《内经》十八卷。其余则为《外经》三十七卷,以存一家之言。”
        既然“《内经》,刘向编《七略》时已有之”(杭世骏《质疑》),且其书名很可能出自刘向父子之手订,那么,刘向校书具体在什么时间呢?
        根据《汉书•成帝纪》记载,河平三年八月“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这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
        很显然,校书开始于河平三年(前26年),当时刘向五十来岁,他“年七十二卒”,死的时候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20多年(应劭《风俗通义》:“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尚未完成,由儿子刘歆“卒父前业”(《汉书•楚元王传》),这已是哀帝时候的事了。
        哀帝刘欣在位时间很短:公元前6年~公元前2年。以刘欣驾崩之年算,刘向父子校书时间在公元前26年~公元前2年之间。
        名篇语言分属不同时代
        又有人说:刘向有可能是根据“中”(国家藏书,包括天府、石渠阁、天禄阁、兰台、石室、延阁乃至太常、太史等处的藏书)、“外”(某些官员和民间的私人藏书)图书中已有的《黄帝内经》一书为底本进行校勘的,《内经》成书年代或在刘向校书之前。
        这确实是一个暂时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如果《别录》、《七略》没有亡佚的话,相信刘向父子在“书录”中会有明确交代的。
        不过,从现存七八篇刘向所写的“书录”(《战国策书录》、《晏子书录》、《孙卿子书录》、《管子书录》、《列子书录》、《韩非子书录》、《邓析子书录》等)来看,在当时书写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书籍大多是单篇流传的,很少有如后世完整的某一部书存在。
        简言之,刘向校书时,世上存有若干散乱的以黄帝与诸臣子问答为形式的医学篇章,这些篇章都是单篇别行,是由刘向、李柱国搜集、清理、删重、分类、校勘之后,编订为《黄帝内经》一书。因此,将《内经》成书年代的下限定为公元前26年~公元前2年之间,当非孟浪之举,亦非无稽之谈。
        明确了《内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部完整书籍的下限,那么影响甚巨的“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之说,说的则是《内经》各篇的写作年代,而非其成书年代。
        姚际恒曾云:“其中言黔首,又《藏气法时》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昳、曰下晡,不言十二支,当是秦人作。又有言岁甲子、言寅时,则又汉后人所作。故其中所言有古近之分,未可一概论也。”(《古今伪书考》)简单而直接地说,《内经》中的篇章,有的写于先秦,有的作于秦汉之际,有的出于西汉人之手。
        不仅如此,有的篇目,“虽不实出黄、岐之世,要亦去先王未远时人祖述黄、岐遗意而作”(周木《素问纠略序》),“其言虽不尽出于黄帝、岐伯,其旨亦必有所从受”(明•程敏政《新安文献集•运气说》引宋代王炎语),“其文不必尽古,而其法则出于古也”(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内经注辨序》)。
        具体地说,因为古代书籍经历了由口传心授到文字记录的演变过程,《内经》中有的篇章可能源于自黄帝时代起就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内容,只是形成文字的时间是在战国或以后:“至于战国之时,方术之士,遂笔之书,以相传授,如列子之所引,与夫《素问》、《握奇》之属,盖必有粗得其遗言之仿佛者,如许行所道神农之言耳。”(朱熹《古史余论》)“和、扁诸神医,必有传于岐黄真谛,而后能彰起死回生之术。则岐黄之微言,宜有一二存乎后世者,而后人附会之,以成是书。”(祝文彦《庆符堂集》)
        正如首倡“非一时一人说”的吕复所云:“大略如《礼记》之萃于汉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并传也。”(《九灵山房集•沧州翁传》)也就是说,《内经》虽非黄帝之所作,但保留有黄帝时代的微言大义,这也是本文将《内经》的成书年代与各篇的写作年代区分开来的意义之所在。
        今本《内经》写作延及唐宋
        当然,今本《内经》一书在流传过程中,几经散佚和整理,已非刘向定本之原貌。元代刘骃曾云:“夫《内经》十八卷,《素问》外九卷不经见,且勿论。姑以《素问》言,则程、邵两夫子皆以为战国出矣。然自《甲乙》以来,则又非战国之旧矣。自朱墨以来,则又非《甲乙》之旧矣。而今之所传,则又非朱墨之旧矣。”(《内经类编序》)简单地说,“汉献迁徙,晋怀奔迸,文籍焚糜,千不遗一”(《神农本草经集注•序》),特别是“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隋书•牛弘传》),刘向父子雠校之《内经》,也难逃厄运。
        所以在《素问•灵兰秘典论》有“中正”和“州都”这样的曹魏以后才有的官名,说明此篇可能是东汉之人的补亡之作。特别是《素问》第七卷晋代已亡,王冰注释《素问》时,“于先生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而补入,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运气七篇大论”。而《刺法论》、《本病论》两个“遗篇”,则是王冰以后人所讬而作。但不论如何,均改变不了今本《内经》主体成编时间在公元前26年~公元前2年之间的历史事实。
        至于自古至今的学者,从文字音韵、天文历法、避讳、五脏配五行等各个方面进行的所谓《内经》成书年代的研究,实际上说的都是《内经》各篇的写作年代,而今本《内经》的写作年代,则是经历了岐黄时代发其端,一直延伸到王冰之后的唐宋人的漫长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