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互联网
（一）
仲景在其卓著《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云：“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又云：“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从而说明了张仲景以“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治学精神，继承和掌握了深奥的医学理论知识和卓有成效的方药知识。
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讲到战国扁鹊秦越人受业于长桑君，授以禁方。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仓公淳于意拜师同郡公乘阳庆，“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公乘阳庆传仓公的医书计十种：《黄帝扁鹊之脉书》、《上经》、《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许多内容包括在现代的《内经》之中，不过仓公时代不用《黄帝内经》这一名称罢了。《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据宋代邵雍、司马光等人考证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据尤伯坚氏考证《素问》的著作年代分三部分。即前期内容是战国时期，后期的内容是东汉时期，再后是魏晋时期作品。第一部分当是属扁鹊以后，仓公以前的战国时代的作品，《素问》、《灵枢》全书中占主导地位的治疗方法是针刺疗法，而秦越人的治疗病案亦是以此法当家的。而仓公治疗的26例病案中，有12例使用了汤液，而且他的老师传的十部书中，也有《药论》一书，说明汤液的广泛应用当是西汉以后的事。《黄帝内经》共引用了古代医书二十一种：《五色》、《脉变》、《揆度》、《奇恒》、《九针》、《针经》、《热论》、《刺法》、《上经》、《下经》、《本病》、《阴阳》、《阴阳十二官相使》、《金匮》、《脉经》、《从容》、《刑法》、《太始天元册文》、《脉法》、《大要》、《脉要》，没有论及药学的专著。而《素问》七篇大论中的《至真要大论》篇，讲到了药物的上、中、下三品，当是西汉末年《本草》产生以后的事，又讲到药物的君、臣、佐、使，则比《神农本草经》更进了一步。所以《素问》七篇大论的内容当是东汉时期的作品，就其文体而论，既不是战国时期的文体，也不是隋以后的文体。
综上所述，药物的应用，在西汉仓公时代已被广泛应用，并发展于东汉时期。随着西汉的鼎盛，东汉的中兴，《内经》的完善，《难经》的传世，《本草经》的问世，及《伤寒杂病论》的形成，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可以肯定的讲，东汉张仲景是见到《史记》中的“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内经》引用的二十一种古医书及公乘阳庆传仓公之十种医书。就是说仲景在吸取了先秦及汉代的医药知识，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而形成辨证论治体系的专著——《伤寒杂病论》。也正如其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所云“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清•王士雄在《潜斋医话》中有“古之医师，必通三世之书：一曰《神农》本草；二曰《灵枢针经》；三曰《素女脉诀》。脉诀可以察证，针灸可以去疾，本草可以辨药，非是三者不可言医”之论，而医圣张仲景，堪称三世之医也。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著《伤寒杂病论》，其理论基础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其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说明仲景乃一儒者，必精于四书五经，说明仲景是一位通文史哲而精于医者。清•陈梦雷云：“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约，是故前人之教，必使之先读儒书明《易》理，《素》、《难》、《本草》、《脉经》而不少略者，何也？盖非《四书》无以通义理之精微，非《易》无以知阴阳之消长，非《素问》无以识病，非《本草》无以识药，非《脉经》无以从诊侯而知寒热虚实之证”，此论概函医圣张仲景的知识结构。见证了清•张畹香“学医总须多读书，多看各家书籍，自然腹中渊博，胸有准绳”之论。
上述说明仲景《伤寒杂病论》是在继承前人的经验，即在《内经》、《难经》等古医经的基础上，结合前人和自己的临床实践而成其书。在那个时期，《灵枢》称为九卷，《难经》称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等医籍现已佚失，但其内容仍保留在《素问》之中。那么胎胪药录是否就是后来的《神农本草经》的原本呢？
宋•孙奇、林亿等在校定《伤寒论》序中云：“伤寒论，盖祖述大圣人之意，诸家莫其伦拟，故晋•皇甫谥序《甲乙针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清•张璐《张氏医通》引用书目中记有《伊尹汤液》，在卷十六中有“夫字有字母，方有方祖，自《伊尹汤液》，一脉相传”。上述《伊尹汤液》当为古医籍《汤液经法》。由此可见，伊尹根据《本草经》的知识创立了《汤液经法》，而仲景继承了伊尹《汤液经法》的经验，广验于临床。从而发展了药物学的知识。仲景《伤寒论》方、药知识取法于伊尹《汤液经法》，从而形成了《伤寒论》辨证论治体系中理、法、方、药四个方面中的一部分内容，而决不象有的人认为张仲景《伤寒论》的雏形是《汤液经法》，此论大有失于偏颇。其理、法、方、药则宗于“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及《神农本草经》、《汤液经法》等古医籍是无庸置疑的。
在《汉书•艺文志•方伎略》中载有“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经方中有《汤液经法》等古医籍。可想象仲景是见到上述诸书的。据敦煌医学文献陶弘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所云：“依《神农本草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五首……，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今捡录寻常需用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捡用诸药之要者，可默契经方之旨焉。”进一步说明了仲景《伤寒杂病论》方药知识的渊源。又云：“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四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至于张仲景方剂命名，不用二旦、六神之名，陶弘景认为“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但以某药名之，亦推主为识之义耳。”如：“建中补脾汤”更名为“小建中汤”；“小阳旦汤”更名为“桂枝汤”；“大阴旦汤”更名为“小柴胡汤”；“小青龙汤”更名为“麻黄汤”；“大青龙汤”更名为“小青龙汤”。非但医圣张仲景，神医华佗辈的方药知识亦源于《汤液经法》，陶弘景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称“诸名医辈，张机、卫汛、华元化、吴晋、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其间增减，虽名擅新异，似乱旧经，而其旨趣，仍方圆于规矩也。”《汤液经法》在汉代是与《内经》并行于世的古医籍，是古代医家医疗经验的积累，它同《内经》冠以黄帝、《本草经》冠以神农一样，而《汤液经法》的作者则成了发明汤剂的商代贤相伊尹了。但遗憾的是，这样一部与《内经》、《难经》、《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脉经》一起构筑了古代中医理论体系的经典著作，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的“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中的大部分著作一样，湮灭于东汉的战事之中了。
（二）
《伤寒论》本名《伤寒杂病论》，何时分为二部？王焘在《外台秘要》中称“仲景之书，一而已矣，判为要略者，盖自王叔和始”。就是通常讲的《伤寒杂病论》，约成书于公元三世纪初（200—210年），书成后值汉末时期，战争纷起，以致佚失不全，后经晋太医令王叔和将该书伤寒部分进行了收集，整理编次，经宋代复经林亿等加以校正，方以397条113方而传于今。而明•徐则认为：“宋时才分伤寒、金匮要略为二书”。总之，无论分于晋还是分于宋，都是汉末仲景以后的事。宋•孙奇、林亿等在《金匮玉函要略》序中称云：“张仲景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乃录而传之士流，才数家耳。尝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然而或有证而无方，或有方而无证，救疾治病其有未备。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奇先校定《伤寒论》，次校定《金匮玉函经》，今又校成此书，仍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也。又采散在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广其法。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段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金匮方论》。”从此段序文中可知，林亿等所校医书三部，即：《伤寒论》、《金匮玉函经》、《金匮要略方论》。因已有单行本《伤寒论》，故在校《金匮玉函要略方》时将伤寒部分节略，而成《金匮要略方论》。
从上述序文中可知，另外尚有《伤寒论》的别本，即孙奇等在《金匮要略方论》序中所言及的“次校定《金匮玉函经》”。高保衡、孙奇、林亿等在校刻的序文中说“《金匮玉函经》，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欲人互相检阅，而为表里，以防后世之亡逸，其济人之心，不已深乎！细考前后，乃王叔和撰次之书。缘仲景有金匮录，故以金匮玉函名，取宝而藏之之义也……其文理或有与伤寒论不同者，然其意义，皆通圣贤之法，不敢臆断，故并两存之，凡八卷，依次旧目，总二十九篇，一百一十五方”。该书的流行本不多，目前仅能得见清康熙末年何焯以宋钞本授上海陈世杰的雕版本。陈世杰序曰：“《金匮玉函经》八卷，汉张仲景论著，晋王叔和所撰次也。其标题盖后人所加，取珍秘之意。”因书名和《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很近似，所以宋朝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明朝徐序《要略》时，都把它混为一谈了。是否真出于王叔和，其中的问题还多，据任应秋先生考证，它和伤寒论不同的地方，主要是：（一）没有仲景自序。（二）没有伤寒例。（三）有辨脉，无平脉。（四）第一卷有证治总例。（五）第七卷有方药炮制。（六）痉湿篇列在辨脉的前面。（七）厥利呕哕篇和厥阴篇分列成两篇。（八）可不可等篇，除汗吐下外，增加了可温、不可火、可火、不可炙、可炙、不可刺、可刺、不可水、可水、热病阴阳交并生死证等十篇。证治总例的内容，大体与千金方治病略例、诊候等篇相类似，不仅篇中有引用张仲景的话，说明不是仲景的作品，而且篇中有“地水风火，和合成人，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起”等佛经上的话，它的产生年代，可能还在魏晋以后。五版教材《伤寒论讲义》中有“本云（《玉函经》作本方”，文中的《玉函经》即《金匮玉函经》，即《伤寒论》别本，非杂病部分的《金匮要略方论》。
（三）
《金匮要略》的内容，原书共二十五篇，首篇《脏腑经络先后病》篇，属于总论性质，对疾病的病因病机、预防、诊断、治疗等方面，都以例言的形式，作了原则性的提示，故在全书中具有纲领性的意义。第二篇至第十七篇属于内科范围的疾病。第十八篇属于外科疾病。第十九篇将不便归类的几种疾病合为一篇。第二十至二十二篇，专论妇产科疾病。最后三篇为杂疗方和食物禁忌。前二十二篇中，包括四十多种疾病，共载方剂二百零五首（其中四首只列方名而未载药味）。是传世的经方部分。第二十三篇方剂是二十二首；第二十四篇二十一首；第二十五篇十四首，于是25篇中共计载方二百六十二首。此即《金匮要略方论》序中“凡二十五篇，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之谓也。在治法方面，除使用药物外，还采用了针灸和饮食调养，并重视加强护理。在剂型方面，既有汤、丸、散、酒的内服药剂，又有熏、洗、坐、敷等外治药剂。
《金匮要略方论》是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诊治杂病的专书。书名《金匮要略方论》，表明本书内容精要，价值珍贵，应当慎重保藏之意。由于本书在理论上和临床实践上都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对于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所以古今医家都对此书推崇备至，赞誉其为方书之祖、医方之经，治疗杂病的典范。如：《注解伤寒论》序称“医之道源自炎黄，以至神之妙，始兴经方”，“以仲景方一部，为众方祖”；李东垣、张易水称“仲景药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杂病若神”。清•尤怡在《金匮要略心典》序中称“《金匮要略》者，汉张仲景所著，为医方之祖，而治杂病之宗”。
《金匮要略》原书早已佚失，到了宋代才经林亿等校对，其中残缺错误之处仍多，较《伤寒论》尤为难读。所以历代注《伤寒论》者不下百数十家，而注《金匮要略》者仅数十家，其编注方式，有的是根据原文逐条注释的，如清代官定的《医宗金鉴》，尤在泾的《金匮心典》等；有的是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金匮》条文或方剂的，如喻嘉言的《医门法律》，张路玉的《张氏医通》等；有的是集各家注解加以译注的，如日本丹波元简的《金匮玉函要略辑义》等。至今全国统编中医教材《金匮要略讲义》有六版之多。其治《金匮要略》的方法：多根据现有水平加以继承整理，对目前难于理解的问题，可以阙疑，不必强释，以免有失原义，或作“附录”，慎重保留，以供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在切实掌握其内容的基础上，适当参考历代有关医家的注释和内伤杂病的重要文献，以及有关应用原书理法方药的医案，从中进行探讨，以弥补原书之不足；此外，尚吸取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加以补充和发展，从而使该书在临床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统观《金匮要略》原著，是从整体观念出发，根据脏腑经络学说，对疾病的病因、病机及临床理法方药都有祥略不同的论述，阐明了病与证相结合的辨证和治疗方法，为祖国医学奠定治疗杂病的基础。直到今天，原著仍然有效地指导着医疗实践，具有很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故尔笔者认为，鉴于经方应用之广泛，内容之丰富，治《金匮要略》同治《伤寒论》一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是医圣仲景成才之路，此当为研岐黄之书者奉为圭臬。“书宜多读，谓博览群书；可以长见识也，第要有根柢，根柢者何？即《灵枢》、《素问》、《神农本草》、《难经》、《金匮》、仲景《伤寒论》是也”。此清•程芝田《医学心传•读书先要根》中之语，柢，树木之根，有根柢即有根底，根深柢固也，医学之根柢即今天所讲的要有四大经典之根基也。当然研医学经典著作不是“厚古薄今”，对此历代先贤尚有真知卓识。清•刘奎称：“无岐黄而根底不植，无仲景而法方不立，无诸名家而千病万端药证不备”。清•王孟英认为：“仅读仲景书，不读圣贤书，譬之井田封建，周礼周官，不足以治汉唐之天下也。仅读圣贤书，不读仲景书，譬之五言七律，昆体宫词，不可代三百之雅颂也。”故尔今天治经方，旨在弘扬古代医学精华，汲取今人之成果，借鉴古今，临证通变，提高临床疗效，是我们当代医家的重要使命。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王树春先生为柳少逸以魏碑体书民国医学大家张锡纯语补壁以自励：广搜群籍撷其精，参以西学择其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