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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敦煌文献；,,黑城文献；,,平脉法；,,下限
       摘要：英藏斯．碎．181脉法残片，马继兴先生将其辑入敦煌医药文献，拟题为“不知名脉法残片”，这实际上是斯坦因第3次中亚探险所获黑水城遗物。残片内容与成书于1406年的《普济方》之《伤寒门・平脉法第二》部分内容完全相同，可拟题为“伤寒门・平脉法残片”。该残片是否出自《普济方》，决定着黑水城文献的下限是否后移。
       关键词：敦煌文献；  黑城文献；  平脉法；  下限
       英藏文献斯．碎．181脉法残片，马继兴先生在《敦煌医药文献辑校》一书中全文辑录，拟题为“不知名脉法残片”［1］。据马先生介绍，此残片原缺书名及撰人，首尾上下均残脱，仅存四行残文，英国国家图书馆将其与其他残卷碎片合裱于一纸。残文据马生辑录转抄如下（按［  ］中的文字原脱，为马先生据《难经・二难》所补）：
       据马先生考察，此残片的第三、第四两行残文均可见于《难经・二难》及刘叔和《脉经》卷一《辨尺寸阴阳荣卫度数第四》一篇中，排列顺序又与以上二书前后颠倒。且第一、二行之文不见于以上二书，足证此残片所记属于摘引自古书之言。值得一提的是，郭锋先生在其《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中也辑录了一脉法残片［2］，将其转抄如下：
       此残片编号为Or8212/1343 kk0121 dd，根据郭先生在序言中的介绍，编号中的Or8212/1343为大英图书馆东方部馆藏编号，ＫＫ表示出自黑城子的编号。尽管二者的编号不同，辑录的文本个别地方也存在差异，仍有理由相信，二者实则辑录自同一残片。两个文本的文字差别可能源于原残片文字漫漶不清，但几行文字的排列顺序却惊人的相同，而这种排列顺序有十分罕见，况且它们同辑录自大英图书馆，同为斯坦因所获，怎么可能有如此雷同的两个抄写残片存在呢？编号的不同则是前者采用了斯坦因的编号，后者采用了东方部的馆藏编号。至此可以明白，马先生将这一脉法，残片视为敦煌医药文献进行辑校，有失妥当。这实为斯坦因１９１３年第三次中亚探险从内蒙古额吉纳旗的西夏古城――黑水城所获的文书之一，是为英藏黑水城文献。据笔者进一步考察，这一脉法残片并非完全没有出处，实际上它与《普济方》卷一百二十六《伤寒门・平脉法第二》中的一段文字完全吻合。为方便比对，将《普济方》［3］相关的原文摘抄句读如下（与残片吻合部分加点号表示）：夫三部之位，左右手去鱼际一寸，名曰寸口；去尺泽一尺，名曰尺部。两境之间，名曰关，位六分，阳部出三分，阴部入三分。关前为阳，关后为阴，为阴阳之关津。寸脉下不至关，为阳绝；尺脉上不至关，为阴绝。阳得寸内九分，取阳奇之数；阴得尺内一寸，取阴偶之数。是名关尺也。寸上一分为鱼际，关上一分为神门，左关为人迎，右关为气口，三阳从地长，故男子尺脉常沉。……［3］《普济方》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由明太祖第五子周定王朱主持，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人执笔汇编而成，刊于永乐四年（公元１４０６年）。该书广泛辑集明代以前的医籍和其他有关著作分类整理而成。几百年来除少数藏书家藏有一些残卷，如永乐刻本存１９卷，明抄本存３５卷等外，惟《四库全书》收有全文。《普济方》成书于公元１４０６年，这与黑水城出土的文献在时间上不相吻合。黑水城在元代及北元政权时期为亦集乃路，公元１３７２年（明洪武五年，北元宣光二年），明军由征西将军冯胜率领“至亦集乃路，守将卜颜帖木儿亦降”［4］。其后，明军并未在此驻扎统治。目前，在黑水城所发现的最晚的文书为北元宣光二年（１３７２年）。黑水城文献的下限一般都认为在这一时期。这样看来，黑水城出土的这一脉法残片应该是早于《普济方》的另外一种医书。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是书取古今方剂，汇辑成编，自订定。……然宋、元以来名医著述，今散佚十之七八，当明之初造，旧籍多存……是古之专门秘术，实藉此以有传。”［5］看来，与黑水城出土脉法残片相同的《普济方》之《伤寒门・平脉法》应该是今已经散佚的宋、元或更早时期的某种医籍内容之一，遗憾的是，与大多数方剂注明出处不同，《普济方》在《伤寒门》内容中，均未有出处说明，我们暂时无从判断这个佚失的医籍到底叫什么。因此，这一出土残片不妨暂拟名为“伤寒门・平脉法残片”。是否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残片就出自《普济方》呢？这是因为，《普济方》为什么在《伤寒门》部分未说明出处？是不是这部分内容本身就是《普济方》作者所著？要肯定后一问题，就必须要肯定黑水城文献的下限（1372年）应该继续后移。事实上这种后移是有可能的。１９８４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黑城遗址出土了一件北元官印［6］，印文由元朝创制的国书――八思巴字刻写，汉译为“永昌等处行枢密院断事官印”，背刻汉字“天元元年二月礼部造”等字样。天元元年是北元脱古思帖木儿继位后的年号，时当明洪武十一年（１３７８年）。有１３７８年造的官印文物存在，也就有此时文献存在的可能。而且，自明军１３７２年打败北元政权弃城后，亦集乃并没有马上废弃，天元元年官印的发现，证实了明军弃城后不久北元军队又重新占据该城。史籍中也有多处关于亦集乃在明军弃城后仍有军队和官署衙门在此活动的记载。据《明史》，洪武十七年（公元１３８４年）五月，（晟）“讨西番叛酋，至亦集乃路，擒元海道千户也先帖木儿、国公吴把剌赤等，俘获万八千人”。［4］永乐六年（１４０８），“本雅失里纠阿鲁台将入寇，为瓦刺所败，走胪朐河，欲收诸部溃卒窥河西。诏福严兵为备。迤北王子、国公、司徒以下十余人帅所部驻亦集乃，乞内附。福以闻，帝令庶子杨荣往，佐福经理，其众悉降。福亲至亦集乃镇抚之，送其酋长于京师。”［4］宣德九年（公元１４３４年）鞑靼阿噜台“所立阿台王子及所部朵儿只伯等复为脱脱不花所窘，窜居亦集乃路。外为纳款，而数入寇甘、凉”。［4］正统元年（１４３６年），“俄阿台复入寇。帝以任礼为平羌将军，蒋贵、赵安为副，骥督军。三年（１４３８年）春，偕诸将出 塞，以贵为前锋，而自与任礼师大军后继……骥与礼自梧桐林至亦集乃，擒枢密、同知、佥院十五人，万户二人。降其部落，穷进至黑泉。”［4］可见，从明军１３７２年首次攻城以来至少六十多年内，亦集乃路仍断断续续为北元鞑靼势力和军队控制，至１４３８年，这里仍有政机构驻守。有军队驻扎、有行政公务，就有文书传入的可能，何况像《普济方》这样的实用文书更为军队所需要。因此，１４０６年成书的《普济方》会不会为这些军队或势力所传入呢？此外，斯坦因同在黑水城所获的另一件残屑Or8212/1106  KK0117  f大沉香丸药方［2］也值得我们注意，或许可以为上面的推断提供一个旁证。其残存内容３行：
       这和《普济方》卷一百八十四《诸气门》部分有相当的吻合之处。《普济方》相关内容如下：丁沉丸……右为细末，入麝香，炼蜜为丸，如酸枣大。每服一丸，细嚼，炒生姜盐汤下，温一滴，空心食前服。大沉香丸……［3］当然，残屑录文和《普济方》有四处异文存在，除少一“盐”字以外，余怀疑残屑中的“安”“淡”“定”均属辑录错误，正字当为“每”“炒”“食”。因为原件漫漶不清而导致辑录错误是很常见的，本文中的脉法残片由不同的两人辑录出现上面两种不同的错误。重要的是，残屑前后内容的衔接与《普济方》“丁沉丸”和“大沉香丸”的衔接非常一致，使我们有理由进一步推测，这一残屑可能出自《普济方》。不过这只是推测，因为“丁沉丸”下面明确注明“出和济方”，而宋陈师文等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三中的确有上述完全相同的两条。遗憾的是，我们未能见到上两件材料的原件，只知道它们都是行书，不清楚它们的纸质、行款、笔迹，无法进行合并。不过，笔者更倾向于相信，后一残屑亦当出自《普济方》。这是因为，同一人在同一地方所获的两件残片（屑）在内容上都与《普济方》相同，它们为同一文献的可能性较大。假如这一推断可能的话，黑水成文献的下限应推迟到１４０６年或更晚。
       　　参考文献：
       ［1］  马继兴．敦煌医药文献辑校［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164.
       ［2］  郭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部分）［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160，128.
       ［3］  明・朱  .普济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911，2375
       ［4］  清・张廷玉.明史・冯胜传、宋晟传、何福传、鞑靼传、王骥传［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3797，4245，4073，8470，4556.
       ［5］  清・永  ，纪  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5：873.
       ［6］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 ）［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81.
       (宁夏医学院中医学院，宁夏 银川  75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