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http://www.dfdaily.com/html/8755/2012/12/1/902956.shtml     作者：费振钟

中国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医学，至少造成一种幻觉，那就是通过医方制度化的完成，刺激了医学对于普遍性以及疾病分类的想象。
        宋徽宗崇宁时期，随着《和剂局方》的推进，从此开启了占医学主导地位长达一百多年的方剂学历史。无论官方医学，还是民间医学，都对医方的“临床”应用产生了极大依赖。就像朱震亨后来看到的那样：“局方之为书也，可以据证检方，即方用药，不必求医，不必修制，寻赎见成丸药，病痛即可安痊。仁民之意可谓至矣。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成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在医学教育与具体的医学实践中，医方的意义取代了临床教学和临床诊断的“看和知”，医方的标准视为判断身体与疾病一劳永逸的标准，所谓“按方索病”最有趣的做法是，将药方高悬案头，凡有病人前来诊治，即验照医方所标之症给药。
        宋代医方受崇拜与制度化，与道教的“方术”思想有一定联系，但相信知识普遍适用性，却也与儒学进入医学解释有关。正是儒学对医学的介入，使这一时期的医学从经验走向哲学，来自《易经》的“形而上学”知识论，误导了医学对个体对像和事实的观察维度，依靠医方治病，显然将医学简化为一种普遍化的医药知识和技术体系。当时，除有儒学背景的医学之士外，士大夫文人对医方的搜集与推广，更因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加大了对医学经验及其临床传统的破坏。著名文人苏轼曾以巨大的知识热情，用“圣散子方”构想伤寒病的普适性治疗方法，而“伤寒”作为疾病的身体在临床症候上的所有个体差别和复杂性，却无须通过观察、感知和临床分析，就可以统一使用该药方获得有效治疗。但据叶梦得记述，“圣散子”在苏轼推广使用的北方开封与南方杭州，都引起不小的医学灾难。叶梦得的说法可能夸大，但“圣散子方”与苏轼搜集的其他大量医方，后来都被编入医学教科书，却说明医方在医学经验之外所建立的普遍化知识维度，确实构成了宋代医学历史一股潮流，可以说两宋之间的一百多年是一个医方运动的时代。而以医方运动为基础的宋代医学最大的制度成果，则是十二世纪“医院”在南方平江府（苏州）的正式建立。
        从个人医案中看到这场医方运动轨迹的，是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三十一岁开始做医师的许叔微，前期医学活动正在医方大盛的崇宁时期，供职朝廷校正医书局的经历，使他有可能直接参与医方规范化的工作。后期许叔微作为有进士功名的医人，被认为是南宋“经方派”的开创者，表明了宋代以医方为主导的医学运动的延续性。按不同来源和性质，当日医方或可分为局方、经方和验方，局方为官方经过整理的规定医方，即《和剂局方》所载医方，经方在宋代特指秦汉以来历代名医特别是东汉张仲景著作中所载医方，验方则主要为世医使用或民间秘传并证明有效的医方，如收录在《苏沈良方》里的部分医方。许叔微执经方牛耳，虽说在医方运动中只是一支，然而作为一生精读张仲景的儒医，他恰恰在对古人医方经典价值的全面肯定下，将医方在医学过程中的普遍性价值推向新的高度。
        《普济本事方》全名《类证普济本事方》，按作者陈述，他“刻意方书，誓欲以救物为心”，所以用“普济”二字，表达他对社会的医学担当。但当作者具体说到自己为什么对经方有如此兴趣，则指出“古人精巧，今人不逮”，显然试图将经方的古典知识和技术，提高到医学应用的优越位置，他说的“类证”，即通过某一固定医方来治疗一些共同的疾病，不难看出他对医方普遍特性和作用的期待。对“经方”的尊崇，使许叔微这部记录“本事”的医案，成为简明的医方（经方）疗效说明书，虽然其中也有他亲身经历和治疗的病人疾病，但像当时大多数医人所奉持的医学信念和方法一样，“以方对症”同样为这部书的主题和特点。这样，“本事”之医学叙事的个体经验与感知立场，便让渡给了医方的普遍主义需要。
        下引一段关于“独活汤”治疗失眠的文字，来看《普济本事方》作者记录方式：
        “独活（黄色如鬼眼者，去芦，洗，焙，秤） 羌活（去芦） 防风（去钗股） 人参（去芦）前胡（去苗，净洗） 细辛（华阴者去叶） 五味子（拣） 沙参 白茯苓（去皮） 半夏曲酸枣仁（微炒，去皮，研） 甘草（各一两，炙）
        “上为粗末。每服四大钱，水一盏半，生姜三片，乌梅半个，同煎至八分去滓，不拘时候。
        “绍兴癸丑，予待次四明，有董生者，患神气不宁，每卧则魂飞扬，觉身在床而神魂离体惊悸多魇，通夕无寐，更数医而不效，予为诊视。询之，曰∶医作何病治？董曰∶众皆以心病。予曰∶以脉言之，肝经受邪，非心病也。肝经因虚，邪气袭之，肝藏魂者也，游魂变。平人肝不受邪，故卧则魂归于肝，神静而得寐。今肝有邪，魂不得归，是以卧则魂扬若离体也。肝主怒，故小怒则剧。董欣然曰∶前此未之闻，虽未服药，已觉沉疴去体矣，愿求药法。予曰∶公且持此说与众医议所治之方，而徐质之，阅旬日复至，云∶医遍议古今方书，无与病相对者，故予处此二方以赠，服一月而病悉除。此方大抵以真珠母为君，龙齿佐之，真珠母入肝经为第一，龙齿与肝相类故也。龙齿虎睛，今人例作镇心药，殊不知龙齿安魂，虎睛定魄，各言类也。东方苍龙木也，属肝而藏魂，西方白虎金也，属肺而藏魄。龙能变化，故魂游而不定；虎能专静，故魄止而有守。予谓治魄不宁者，宜以虎睛，治魂飞扬者，宜以龙齿。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亦在夫人达之而已。”
        这份写于1133年的医案，有三方面值得注意，第一，本案医者与病者都首先关注“药法”；第二，当时医师都以讨论医方为主要治疗选择；第三，医方与病症的对应性和适用性。这三个方面可以代表十二世纪中期普遍的医学风气。许叔微在他正式进入仕途任职翰林学士的第二年，在医方上仍然一如既往孜孜以求，也恰恰说明当日医学风气在他身上有着集中的反映。
        对医方运动，以及对以医方为标准的医学的质疑声音，来自十四世纪中期浙东医人朱震亨，这位同样以深厚的儒学知识为背景的名医，用《局方发挥》长篇对话，开始检讨两宋医方在临证应用的规范性和普遍性上存在的问题。有意思的是，朱震亨为自己质疑“局方”找了一个过渡，称精研经典医方特别是张仲景伤寒方的许学士，二百多年前就不满局方的教条了，所以他只是继许叔微后，重新担起“改而证诸实”将医学引回正道的责任。不论朱震亨在什么意义上反思局方借“一方通治诸病”的弊端，总之此后又是漫长两三百年，医方运动对医学的负面影响都未能有效改变。直到喻嘉言和费伯雄横亘整个清代，以医方为目的的医学，造成“议药不议病”的历史后遗症，其教训，在两位医人看来，每天都触目惊心地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