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道少斋主人

       郑钦安的并不贵阳浅阴
       前面我们说过，郑钦安其学术思想的最基本观点，是以阴阳为纲，认识人体生理病理，辨证识病，选方用药等等一切医学问题，由此出发，郑氏所论乾坤坎离、脏腑生克、五行六气、三焦六经、气血水火、外感内伤等均以阴阳为纲，形成非常鲜明而独特的的学术体系和理论特色。他在《医理真传》自序中说：‘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在《医法园通》自述中说：‘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从这两篇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出，郑氏抓住仲景以阴阳为总纲的核心思想，并将此贯穿在书中而大加发挥。书中辨认一切阳虚症法与一切阴虚症法，尤为切要。
       与现代火神派所不同的是，他认为元阴元阳为赖以生存的根本，认为阴阳平衡是人体得以健康的前提。他以《周易》丰富的辩证法和天地整体运动为指导，用八卦原理阐发人体的病理生理的阴阳法则。其中坎卦解、离卦解、他说‘坎为水，属阴，血也，而真阳寓焉。中一爻，即天也。天一生水，在人身为肾，一点真阳，含于二阴之中，居于至阴之地，乃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离为火，属阳，气也，而真阴寄焉。中二爻，即地也。地二生火，在人为心，一点真阴，藏于二阳之中……人身之主也。’以此论点出发，则心肾为人身立命之本，人身赖以生存的元阴元阳，彼此互为根基，相互依存转化，体现出分则我二，合则为一的对立统一观。他说：‘坎中真阳，肇自乾元，一也；离中真阴，肇自坤元，二也。一而二，二而一，彼此互为其根。’这也是对《素问•生气通天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绝，精神乃绝’的阐发。以此立论，联系人体病理则认为‘此阴阳二气原本均平，自然百病不生’，如果不能使之均平，故有盛衰之别，水盛则火衰，火旺则水弱，此阴证阳证所由来也。在辨证施治中，也始中突出阴阳这个总纲，阴盛者阳必衰，阳盛者阴必弱，不易之理也。
       然而，为什么郑钦安又特别强调阳气在人体中的重要务作用呢？这就需要我们对郑氏学说所产生的时代背景要有所了解。清初，温病学说逐渐兴起，受叶天士学述之影响，医家多推崇用药以寒谅轻灵，相延日久，形成一种倾向，不求经旨，拘于成法，远离辨证，出现崇尚阴柔，恣用寒凉的流弊大流于世，加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喜补畏攻、喜轻避重的世风，更加助长了这种恣用寒凉，不考虑寒流药物损伤人体之阳的弊端的时风。
       为了扭转时弊，郑氏著书立说，批判当时喜寒凉惧温热的错误倾向，由于时医不知顾护人体阳，滥用寒凉，以致阳损虚寒证由生，他说“近阅市习，一见此等病情，每称为阴虚，所用药品，多半甘寒养阴。并未见几个胆大用辛温者，故一成虚劳，十个九死。非死于病，实死于药，非死于药，实死于医。皆由医家不明阴阳至理，病家深畏辛温，故罕有几个得生，真大憾也。”因此在其书中反复强调“阳气”的重要性，详细阐述仲景伤寒三阴证的病理方药，但同时亦指出“阴虚一切病证忌温补也”。郑钦安虽善用姜附，影响了几代人，但他并不专用姜附，也不是偏爱干姜附子，恶当归地黄，而是当用则用。他说“余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在阴阳上打算耳”。在《医理真传》卷二、卷三中，列举31条阳虚病症，29条阴虚病症，采用问答形式，详加论证。在《医法园通》卷一、卷二中，对心病不安、肺病咳嗽等51种病证，逐症逐条分析阴阳辨证要点。充分体现了仲景辨证论治以阴阳为纲的学述思想。当代已故名家何绍奇先生评价说：“他的代表作《医法圆通》，是为补偏救弊而设，他强调阴证，是因为人们往往忽视阴证的缘故。但综观全书，他之持论并不偏颇，这是其可贵之处，也是他区别于明清贵阳贱阴论医家的地方。”
       通览郑氏著作，我们可以确定郑氏为纠时弊，反复强调阳气重要性，但依旧强调阴阳平衡，并不贵阳浅阴。并不这与当今一些火神们过分强调“以火立极”，贵阳浅阴，似乎万病由阳虚而生，“世上无一例真正的阴虚”极端说法，不论阴虚、阳虚，均以姜附桂为主进行治疗的极端做法绝非一码事。也可以说当今的火神派的学术论点已经大大的偏离了郑氏是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