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外证始起，欲其不大，将成欲其不痛。大则伤肌烂肤，腐骨穿筋，难于收口；痛则冲心犯胃，耗血亡津，恶证丛生矣。故始起之时，最重围药，束其根盘，截其余毒，则顶自高而脓易成；继则护心托毒治其内，化腐提脓治其外，自然转危为安。乃始则不能束毒使小，又无护心定痛之方，惟外用五灰三品，内服附、桂热毒等药，必至腐肠烂肉，更轻用刀针，割肉断筋，以致呼号瞀乱，神散魂飞，宛转求死，仁人之所不忍见也。况痈疽用刀太早，最难生肌收口，凡毒药刀针，只宜施于顽肉老皮，余者自有拔头呼脓之法，至于恶肉，自有消腐化水之方，故能使患者绝无痛苦，收功速而精神易复。乃此等良法，一切不问，岂传授之不真，抑或别有他念也。更可骇者，疮疡之证，最重忌口，一切鲜毒，毫不可犯，无书不载。乃近人反令病者专服毒物，以为以毒攻毒，夫解毒尚恐无效，岂可反增其毒，种种谬误，不可殚述。间有患外证之人，若用安稳治法，全不以为妙，用毒药刀针者，血肉淋漓，痛死复活，反以为手段高强，佩服深挚而遍处荐引。因知疾痛生死，皆有定数，非人所能自主，而医者与病人以苦楚，亦病者有以召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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