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纂《温热经纬》一书，详辨温热暑湿之异于正伤寒，因古人但以寒为肃杀之气，而于暑热甚略也。然严寒易御，酷暑难消，热地如炉，伤人最速。按徐后山《柳崖外编》云：“乾隆甲子五六月间，都城大暑，冰至五百文一斤，热死者无算，九门出榇，日至千余。”又余师愚《疫疹一得》云：“乾隆戊子、丙午、壬子、癸丑等年，暑疫流行，率用大剂石膏，救全不少。”纪文达公云：“乾隆癸丑，京师大疫，以景岳治法者多死，以又可治法者亦不验。冯星实姬人呼吸将绝，桐城医士投大剂石膏药，应手而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盖即师愚也。道光间毘陵庄制亭重刻其书，余已采入《经纬》，而卷帙稍繁，未能授梓，且辨证处方，非精于医者不可，今附暑疫大略于通俗方书，庶世人咸知暑患之烈，而医治疫，亦勿徒守又可之法为至当也。若王予中太史《白田集》内谓承气、白虎，孰非为即病之伤寒设，岂可以治暑？噫！太史虽深究于理学，殆未深究于医乎？至《石膏辨》云，目击受石膏之害者甚多，深以缪仲淳、袁体庵为不可法，是亦书生之见也。夫停食不消，因而致死者多矣，岂可归罪于五谷？以为神农后稷作俑，而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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