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束发学医，忽忽垂老。少治举子业，中岁服粗官，括帖吏牍间，不离轩岐、仲景之书，四十余年矣。用心既久，宁无所得？圣贤理旨颇有发明，已刊《金匮杂症本义》问世，《伤寒》定本以成，乏资置之笥中。梓人进曰：“君子何未达乎？士大夫所自托者，功名、文章、道德耳。君文章未列于科第，功名不登乎台阁，然曾手著《大易》、《灵素》、《道德》、《南华》、《阴符》五经。尝语人悉由心血呕出，不袭陈言只字，是可与于道德矣。然皆秘之名山，后世大力者率于巍榜高班中求传业，乌有问藏壑之舟者哉？且功名文章皆以科第台阁重，唯道德一途，表行著论，率皆以不得志于当时，方不朽于后世，此天地丰啬之权衡也。君其酌之冻馁之虑，不过百年，老而无闻，羞同草木，顾可不求获自重于天下后世者乎？”。余闻而耸然。因先以所释《伤寒论本义》付刻，自念在艰虞中无所尤怒，不效殷浩投札，徒为虞卿著书，或于向者诵释五经，略有会心耶。盖道明则过不足惑，理存则情有所制，虽未谓附于道德以传，庶几领悉于圣贤者，广之学人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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